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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家境（第9页）

该理论提出了自我主导性( self-authority)这一概念，即个体根据其内在声音和核心价值观去主导自己的认知发展、自我认同和人际关系。

“目标掌控模式”中的“掌控”一词，含有该理论所指涉的自我主导之意。

不过，作为心理学的理论工具，自我主导性这一概念主要指涉个体的能力，而对其社会性特征语焉不详。

三是社会学家斯威德勒于1986年讨论文化与行动的一篇著名的论文，她在该文中挑战了韦伯-帕森斯意义上驱动行动的文化观，而是提出文化作为一套“工具箱”( tool-kit )可以被人策略性地使用。

她在文中区分了两种生活状态下不同的行动风格——在“稳定生活状态”(settled lives)下，行为方式是预先确立的，行动者自然而然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熟悉的文化工具来建立行动策略和达成目标；而在“不稳定生活状态”(unsettled lives)下，先前的文化目标被抛弃了，人们需要学习组织行动新方式、践行先前并不熟悉的行为习惯时，就会受到外在的意识形态、象征和仪式等文化资源的直接影响。

“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与上述两种生活状态颇有对应之处，两类学生的观念塑造行动的模式差异正如斯威德勒对这两种状态的区分。

需要澄清的是，之所以有必要建构“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这一对概念，是因为二者的区别并不能被目前研究中常用的几个近似概念所代替。

例如，有无职业目标、目标定向是否清楚、职业成熟度是否足够、职业决策是否果断、职业准备是否完善这些概念，都不足以涵盖本研究所提出的理想类型所表达的实践模式的系统性差异。

作为实践模式的分类，“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不仅强调大学生在组织大学生活中的行动策略上的区别，还试图捕捉他们在组织大学生活过程中进行价值判断、伦理立场和个人风格上的分歧。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现实中的优等生只分为两类，或某一个人只能带有某一类的特征。

事实上，这两类模式仅仅描述了韦伯方法论意义上的两种理想类型，个人在现实中完全可能同时带有两种类型的特征，其比例和表现形式也千差万别。

根据我的观察，上述两类模式只有在社会出身最为弱势的学生和最为优势的学生身上才各自体现得最为典型。

从“目标掌控模式”到“直觉依赖模式”的渐变差异可被视为一个与学生出身弱势程度相对应的连续统。

表3展现了两类组织大学生活的实践模式的特征。

表3 精英高校大学生“上大学”的两种实践模式模式的养成对“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的运用之所以与大学生家境的优势与劣势存在对应关系，是因为上述两类模式本身就是不同的阶层习性的产物，是在不同阶层大相径庭的教育经历与生活境况中逐渐养成的。

尽管升入名校的大学生看似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他们入学前经历的巨大差异却是难以掩盖的。

这些差异如同涓滴细流汇成的巨浪，推动着不同社会出身的大学生上大学的实践往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大相径庭的中学教育经历同样是被名校录取，不同家境的学生获得的基础教育经历却有天壤之别。

经纬家在上海，父母均为企业中层经理，在上海市区拥有四套商品房。

用他的话说，他家属于“收房租就可以过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