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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家境（第8页）

因而，他们对大学生活的安排常常缺乏方向上的一致性和策略上的技巧性，难以为日后的出路选择积累优势。

例如，想当然地以为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参与课外活动、实习实践是“耽误”学习，但又没想过或不清楚成绩搞好是为了什么。

缺乏包含多样策略的文化工具箱使得他们往往奉行单一的行动风格——勤恳而单纯，对任何事情都一样认真。

也正是这种老实持重的风格使他们难以意识到尽早树立目标的重要性，也更难树立起一个对自身有意义的目标。

有意思的是，目标掌控者与直觉依赖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组织行动的技术层面，更体现在道德层面。

换句话说，二者秉持着基于不同逻辑的道德判断，由此构成了区分“我们”与“他们”的象征边界(symbolic boundary)。

目标掌控者认为，认为大学生理应有自己的目标，并且相信在规则允许的限度内使用策略去达成目标无可厚非，无目标地组织生活和学习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而直觉依赖者却往往将围绕生涯目标组织大学生活视为“功利心强”“动机不纯粹”，并且对使用讨巧的策略去达成目标有种道德上的拒斥感。

譬如，分别来自甘肃和贵州贫困地区农民家庭的成忠和余涛在入校不久后都发现，身边不少同学为拉高绩点去选一些给分容易的课。

对此，成忠感到惊奇，却也很不以为然：“他们这也不是厉害，就是套路更深罢了。

他们可能确实会拿到更好看的成绩。

但是按照这种方式我觉得没必要。

这样就失去了按兴趣来培养的初衷嘛，太功利了。

”余涛还发现，身边聪明的同学会频繁和任课老师接触以取得老师在给分上的关照，他虽然羡慕别人的好分数，却对这种走捷径的“套路”嗤之以鼻：“他们会想方设法和老师和任课老师套近乎，经常问一些没有意义的问题，就为了让老师记住他的名字，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的行为非常不齿。

”这种道德感似乎与余涛对农村人的认同相连——他想保持住自己“本质”的东西：“就是自己最纯真的那一面。

像我们很多人就说，当提到我们那边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很淳朴啊那个人，农村没有套路，是什么就是什么，大家都很朴实。

所以我不会为了某个目的不择手段什么的。

”必须承认，虽然我最终从第一手的访谈资料中发现了上述两种实践模式，但在概念化的理论思路上，我受到了三条学术脉络的研究洞见之启发：一是布迪厄在《继承人》一书对于大学生行为合理性与职业准备的论述，他认为大学通过老师的合谋有意无意地将学习的成功与职业前途之间的关系分隔开，不同阶层的学生由此出现两类模式——“考试能手”和“浅薄涉猎”。

处于最薄弱地位的大学生往往被学习的成功所强烈吸引，“除考试外忘掉了一切”p.74；而处于最优越地位的大学生则往往“与自己的工作保持着一种很神秘化的关系”，从而能够达到“一种明确而单一的合理目的”p.81。

布氏提出的两类模式与我力图理论化的两类理想类型在内涵上颇有接近，不过这两类模式在他笔下着墨不多，仅在分析逻辑中一笔带过。

二是心理学家Baxter Magolda发展出的自我主导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