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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家建构（第13页）

美国的国家建构历程给当代世界带来重要的启示，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展示了国家建构的一种可能道路，而且因为这一道路在当代世界具有特别的参考价值。我们之前讲到，历史上，战争对于国家建构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是，战争这个机制在当代很难借鉴。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人道主义精神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一个战争深受唾弃的时代。我们总不能对那些国家能力比较弱的非洲国家、拉美国家说：来，为了国家能力的提升，你们打个几百年，最后胜出的那个，1000年后就大国崛起了。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路径，我们今天也不必哀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火了，而是应该为它们走在国家建构的道路上而欢欣鼓舞，对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相信，在当代世界，国家建构应该寻找更加文明的道路。

同样，庞大而细密的官僚系统虽然对东亚国家建构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几千年前积累下来的“扩展秩序”很难复制。而且，从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官逼民反”的故事也可以看出，缺乏民意约束的巨型官僚体系未必是好事。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之频繁、之浩大、之惨烈，在世界历史上都非常罕见。每到改朝换代，动辄数百万人口甚至上千万人口灭绝，不得不说与官民力量极其不对称所积累的社会矛盾紧密相关。

通过社会压力给国家赋权，是“另类道路”的启示。现在流传着一种观点，就是把国家能力和民众权利对立起来，似乎一个国家要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就必须牺牲民权，或者声张了民权就会削弱国家能力，所以应该等建设好了国家能力再来发展民权。这种“顺序论”乍一看似乎有道理，其实非常可疑，因为当国家能力的发展远远超前于社会能力，它往往就不会有动力再来给民众赋权，这种“等国家崛起了再来谈论民权”的逻辑，有点类似于“等我发达了就来娶你”的逻辑一样，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觉得可疑。

更重要的是，当国家接纳民权，国家能力未必受损，它反而可能因合法性上升而国家能力上升。在英国历史上，政府打仗永远缺钱，什么时候开始不缺钱了？光荣革命之后。当王室的权力“被关进笼子里”，国家的财政能力反而上去了。当英国人觉得国家不再仅仅是一人之国、一家之国，而是大家之国，他们反而开始愿意交税了。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虽然美国的国家建构道路是通过社会压力给政府赋权，但是，不能简单地把美国的经验理解为政府越大越好，职能越多越好，有了政府的身影，什么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在前面也说到，美国国家能力的上升只是和历史相比，其绝对水平在不断上升，但是就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的相对力量对比而言，美国仍然是一个“国家能力有限”的国家。

这可能才是美国经验的真正特色——一个强大的政府，被一个更强大的社会和市场环绕。国家在成长，但是对于社会、市场和个体而言，它仍然是配角。我们常常把“治理”等同于“政府”，认为governance就是government，但是governance也可以来自社会本身。当一个社会不断涌现盖茨和马斯克，成就爱因斯坦和费曼，培育硅谷、好莱坞或者百老汇，其国家能力，从根本而言，是民间活力和个体创造性的溢出效应而已。这或许不是国家能力提升的唯一道路，未必能够被其他国家复制，甚至未必会被美国人自己的后代继承，但是，国强不必民弱，甚至民强国可更强，这一可能性的存在，还是鼓舞人心。

20. 国家建构的瓶颈：阿富汗的悲剧

前面我们花了好几次课的时间谈论国家能力的来源，我们谈到了战争、文官制、社会运动等因素的作用，不过，谈论这些因素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谈论国家建构比较成功的案例——西欧、中国、美国等。这次课，我却想谈论一个“失败国家”——阿富汗。在我们这个课程的开头我就说过，比较政治学要避免“优胜者偏见”，要把失败者也带入比较的视野，才能做出平衡的分析。在国家能力方面，阿富汗正是这样一个反面案例。

阿富汗当代简史：从灾难走向灾难

说到阿富汗，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恐怕是战火、恐怖袭击、贫困、落后。没错，这确实是个非常悲剧的国家。阅读阿富汗史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有趣的对比。对于我们中国人，整个20世纪，1978年之前，生活是颇为动荡的，但是1978年之后，过去40多年，生活不断改善。但是，阿富汗的经历刚好相反，就20世纪而言，1978年之前，他们的生活是大体平静的，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卷入。很多人可能在网上看到过一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喀布尔的照片，比如上面这张图片（图3-6），那时候的喀布尔街道秩序井然，女性时尚现代，整个国家朝气蓬勃，但是1978年之后，一切都急转直下，40多年来，阿富汗人再也没有目睹过真正的和平与发展。

图3-6　20世纪70年代阿富汗喀布尔街头的女性

（图片来源：Hometown Weekly, 2018-09-13）

1978年，阿富汗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场政变。在这场被称为“沙尔革命”的政变中，极左的人民民主党推翻了达乌德政府，建立了一个激进左翼政权，从此开启了阿富汗的噩梦模式。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达乌德1973年也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当时，他认为阿富汗王室过于保守，而他希望推动更加左翼的社会变革，所以推翻了阿富汗王室，建立了阿富汗共和国。结果5年之后，他本人又被更左翼的人民民主党推翻，结局可以说非常反讽。

1978年沙尔革命后，人民民主党上台，开始推行更激进的改革，但是，没想到阿富汗人民并不领情，进行了激烈的反抗。新政权很快挺不住了，于是向苏联求援。1979年，苏军开着坦克就进来了，战争由此开始，一边是政府及其后台苏军，一边则是武装民众。本来，根本没有什么军事训练的民众，怎么可能打得过苏联的飞机大炮？但是，适逢冷战高峰，阿富汗的武装民众背后涌现出一批热情的大哥：美国、巴基斯坦和沙特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本·拉登毅然抛弃了他在沙特的富豪生活，作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来到了阿富汗。所以，在他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之前，他确实曾是美国的亲密战友。于是，在所有这些力量的搅和下，一场本来可能短平快的军事行动演变成了一场长达10年的噩梦。

1989年苏东巨变，苏联撤军。事实证明，苏联的入侵是一个悲剧，苏联的撤退则是一个更大的悲剧。苏军撤离后，苏联支持的纳吉布拉政府勉强挣扎了3年，于1992年垮台。本来，这是阿富汗结束战争、回归常态的机会。事实上，苏联倒台、冷战结束后，有一批陷入左右内战的国家都陆陆续续结束了内战，毕竟，老大哥都不在了，小弟们也不用再打了。但是，阿富汗却回不去了。1992—1996年，当初共同抵抗苏联的武装组织开始相互厮杀。如果和苏联的战斗只是摧毁了半个阿富汗，苏联撤离后的内战，则摧毁了另外半个阿富汗。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喀布尔被打回了石器时代。

混乱的内战，最后的确产生了一个最终的胜利者，只不过，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胜利者，而是塔利班。本来，塔利班即使不能构建一个美好的国家，也应该能构建一个有效的国家，但是，因为塔利班太奇葩了，各种倒行逆施，导致原先相互厮杀的小伙伴们纷纷团结起来与它对抗，这就是著名的“北方联盟”。因此，即使塔利班上台，阿富汗内战还在继续，直到2001年塔利班政权被美军推翻。据估算，1978年到2001年，阿富汗大约有150万～200万人战死，有400万人逃亡到巴基斯坦和伊朗，还有数百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1]对于一个总人口3000万左右的国家，这是难以想象的人间惨剧。

2001年美军入侵，一度被视为阿富汗的转机。然而，正如20多年前的苏联，美军也逐渐发现，自己踏入了一个难以醒来的噩梦。2001年，全世界都认为美军已经赶跑了塔利班，但是很快，塔利班卷土重来，到2019年，政府只控制着35%的领土，塔利班占领了阿富汗13%的土地，而在另外一半的领土上双方展开拉锯战。[2]

与此同时，因为安全局势的恶化，其他所有的治理维度都不可能真正改善。到2020年，阿富汗的贫困率高达人口的一半，鸦片成为阿富汗的支柱性产业，10%的人口吸毒，80%的阿富汗人表示害怕在境内旅行，2/3的人表示害怕投票。为什么害怕投票？因为塔利班屡次袭击投票站。阿富汗政府软弱无力的一个几乎是羞辱性的证明，是特朗普规划美军完全撤离的方案时，其谈判对象是塔利班，而不是阿富汗政府。事实上，塔利班和美国谈判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许阿富汗政府参加谈判。一个连“上桌吃饭”的权利都被剥夺的政府，谈何国家能力？

所以，回顾阿富汗的当代简史，我们发现，阿富汗过去40多年的灾难延绵不绝，在所有可能逃离灾难的出口，阿富汗都错过了。注意，在我刚才描述的简史中，不是某一个政府或者某一种政体难以建构暴力垄断的国家，而是任何政府、任何政体都难以建构国家。大家想想，过去40余年，阿富汗尝试过君主立宪、威权共和、极左政权、神权政治、美式民主以及无政府，可以说神农尝百草，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政体，但是，在所有这些政体实验中，国家建构全都失败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说法，把阿富汗叫作“帝国的坟场”，其实，阿富汗岂止是“帝国的坟场”，也是“制度的坟场”。

但也正是因为阿富汗的国家建构如此失败，也给了我们一个理论窗口，去观察国家建构的各种阻碍性因素。为什么阿富汗的国家建构如此之难？在我看来，至少有四个因素。对这四个因素的分析，或许不但可以帮助大家理解阿富汗的悲剧，也有助于理解其他地方“国家建构”的失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