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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余论（第5页）

布迪厄在《继承人》一书中说：“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级……对于实现命运的途径过于不觉悟，从而促进了自己命运的实现，因而学校教育系统的合法性权威可以加剧社会不平等”p.72 。

不少弱势学生的确对于实现命运的途径过于不觉悟，在此意义上，问题的症结不仅仅在资本的多少，还在于意识的清晰程度和信念的强弱。

关于高等教育结果不平等的研究，理应为促进这种“觉悟”添砖加瓦。

需要重申的是，我本人作为研究者，并不希望在分析每一种模式或类型时带有个人的价值倾向，而是力求展现不同类型产生的缘由以及其现实处境。

正如已经在文中体现的，无论是“目标掌控者”还是“直觉依赖者”，都有自己的行动合理性，两者所秉持的道德感各有其源流，他们的行动模式在自身的逻辑体系内也完全是自洽的。

不过，本研究仍然启发我对评估学生教育结果的价值标准进行反思：“目标掌控者”和“直觉依赖者”中，哪一类是教育者期望培育的呢？“机会主义者”的成功和“迷失无从者”（看上去的）失败，究竟能否从教育者的角度看作是“成功”或“失败”?或许并不容易回答。

“机会主义者”更擅长达到目标，却可能因为工具性太强而错过了内在意义上的个人成长；“迷失无从者”看上去在毕业去向上表现不佳，其在大学里的散漫发展和自由探索却有可能让他们在内在自我的探寻上取得进步，只是这种进步尚未外显出来而已。

当研究者试图从某一个重要的外显角度（比如职业获得）测量学生的教育结果时，“直觉依赖者”因为所付出的努力缺乏方向上的集中性，其表现很可能不及“目标掌控者”。

然而如果从多个衡量内在个人发展的角度测量，“直觉依赖者”所取得的成就或许更大。

只不过，恰如布迪厄的理论洞见，大学这个场域的“游戏规则”或评判标准，明显地倾向于优势阶层的学生。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它也将继续催促我们继续反思，并继续寻求改变。

文化障碍的二重性 揭示寒门学子在当前中国名校中遭遇到的文化障碍，是本书的一个核心关切。

自20世纪60年代社会理论的“文化转向”以来，学界一直关注阶层或种族的文化差异如何在学校教育环节中传递其优（劣）势。

“文化”在此语境下不仅包括客观的言行举止、文化商品、消费习惯等等，也包含主观的意义阐释框架、规范意识和一系列前提假设。

从“反学校文化”到“扮白人(acting white)”，，再到文化再生产理论和文化错配理论(cultural mismatch theory)，学者达成了共识：学校教育系统隐性的文化要求与低阶层文化不相兼容，而是系统性地与优势阶级的主流文化相一致。

因而，当低阶层或少数族裔学生进入学校后，会因为自身文化与周遭环境错配而被排斥。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这种排斥机制的分析提供了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基础。

对布氏而言，习性和场域构成了社会分层结构的两种相互扭结的存在方式：习性内在于行动者，是作为知觉、态度和行动的母体而存在的一套持续性的性情倾向系统，而场域外在于行动者，是生产和交换某种利益的一个结构性的竞争领域。

行动者或组织所持有的各种资本、与场域里其他行动者的客观关系决定了其在场域里的位置，而行动者的习性既反映了其在场域中的位置，也同时内化和合法化了其场域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