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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余论（第4页）

倘若研究者仅仅对毕业生抱有一种简化动机的工具人假设，我们就会无从解释那些抛弃了更高薪水而选择了远赴基层或扎根学术研究的学生，也难以理解“迷失无从者”究竟是缘何不能尽早为自己铺就生涯发展之路。

本书揭示了毕业生们对这一问题的权衡，这些千差万别的答案向读者证明：仅仅立足于成本-效益计算的理性选择模型作为一种理论假设，在解释和预判人的行为时的确有用但也有缺憾。

与韦伯和布东观点一致，本研究在前提假设上同意行动者是理性的——即行动者的信念和行动远不是动机不明、虚假的和偶然的，而是对他们而言建立在充分的理由之上——不过这些理由可以是基于成本-效益比较的、后果主义式的工具性理由(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也可以是基于价值感认同的、非后果主义式的价值性理由(axiological rationality)。

钱固然对人人都重要，但对某人而言究竟有多重要，以及人赚钱又是为了什么，终究是由行动者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对多样的价值对象赋予权重的结果，其赋值人人各异。

而这个起关键作用的“赋值”过程，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在“大学过程”中发生的各类价值图式的冲突中完成建立的：原生家庭所给予的习性和资源，以及学生在大学中的投入和努力，二者相互影响、妥协、融通，共同定义了学生的偏好倾向。

文化社会学中关于文化与行动之关系的研究，为本研究深入探究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与生涯选择提供了理论资源。

基于文化-行动的二元路径模型，本研究在目的-手段合理性的维度之外添加了价值观驱动行动目的的维度，并根据个案在不同维度上的特征，将大学生的出路获得机制分为四种类型：“自主驱动”、“机会主义”、“迷失无从”和“价值归顺”。

其中，“机会主义者”完全符合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自主驱动者”在多数情况下符合，“迷失无从者”和“价值归顺者”则并不符合——“迷失无从者”并不是没有能力去追求目标，而是不知道目标在哪儿，因为树立目标的意识和工具理性被对大学的陌生感、道听途说的误解和专注学业的惯性所掩盖住了，更不用说在受到学校价值教育的影响后，即便他们知道很多“机会主义者”致力于赚钱，他们也不会轻易跟随；而“价值归顺者”因为内化了学校倡导的“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走上了一条象征资本和精神回报高的道路——其行动有时甚至可能与理性选择理论的预测是相反的——想想大成从鼎鼎大名的金融学院转到较为边缘的社科学院；家境平平的梓桐不去市场赚钱反而有志于做一个收入平平的文科研究者；浩凡拒绝了某建筑咨询公司年薪30万的录用通知，最终选择了某国家航天开发部门，薪水只有前者的一半。

当我们不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念时，会认为他们的选择从理性选择的角度似乎是不可理解的，而当我们将他们的客观处境和主观信念并置，就会发现他们这样选择其实具备充分的合理性。

在目的-手段行动力和价值信念驱动力两个维度的基础上，本书构建了对名校大学生出路不平等的一种文化社会学解释。

通过强调行动者利用文化建立目标的可能和使用文化达成目的的能力，本研究试图重新将行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带回高等教育结果不平等的讨论中。

倚重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解释诚然在宏观或群体层面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这些解释对个体所能提供的洞见却十分有限。

本书表明，个体能动性依然在塑造大学生出路差异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直觉依赖模式”下的寒门学子之所以在毕业出路上陷入困境，并非被迫如此或必然如此，而是在习性牵引下所自觉组织的行动让他们毫无察觉地步入了困境。

不过，尽管家庭背景赋予了一些学生更多的优势，但获取职业优势终究在于自己主动树立目标、并运用可习得的文化能力去逐步实现目标。

这样，虽然或许从宏观层面无法避免优势再生产的发生，个体却不至于悲观绝望，因为仍有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空间。

即便出身贫寒，也有从“直觉依赖模式”向“目标掌控模式”转变的可能，尽管这种转变的发生需要一些条件。

特别是当“直觉依赖者”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内化了学校所传递的理想信念，还有可能获得来自体制强有力的组织赞助。

若说本书试图对理解高等教育结果不平等现象提供一丝微薄的贡献，那就是本书力求说明，仅仅透过工具人假设去审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可能是不够的，因为这一假设并未考虑到文化能力和价值观对行动的强烈影响，再考虑到工具理性在阶层中的不均衡性，研究者很可能系统性地损失对于弱势学生的失败的合理解释，更难以解释其取得的成就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