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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2章 李严（第3页）

抵达汉中后，诸葛亮任命李严以中都护身份“署丞相府事”，将丞相府的日常事务托付给他，给予其极高的信任与权力。“朝廷上下皆怪亮待平之厚”，而诸葛亮的真实想法是“以明公业，未得遂志，且不可以魏延、杨仪之小忿，而失社稷之大计”，希望以包容换取李严的合作。但诸葛亮的退让并未换来李严的悔改，反而让他更加骄纵，为日后的粮运事件埋下了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李严在这一时期还存在个人品行上的缺陷。他自视甚高，“护军辅匡等年位与严相次，而严不与亲接”，不愿与同僚往来；在江州任上时，与属下牙门将王冲发生摩擦，导致王冲因惧怕被诬陷而叛逃降魏。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官场风气，更削弱了蜀汉政权的内部凝聚力。

粮运之祸：身败名裂的政治终结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发动第四次北伐，率军进攻祁山，与魏将司马懿、张合率领的魏军相持于祁山一带。此次北伐，诸葛亮任命李严（此时已改名为李平）负责督运粮草，保障前线供给。粮草是军队的生命线，尤其是在远离后方的北伐战场，粮运的通畅直接决定着北伐的成败。诸葛亮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李严，既是对他能力的认可，也是对他的最后考验。

然而，天公不作美，“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连绵的大雨冲毁了蜀道，导致粮草无法按时送达前线。面对这一困境，李严本应及时向诸葛亮如实汇报情况，商议对策，但他却采取了欺上瞒下的做法。他首先派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前往前线拜见诸葛亮，“宣旨令退军”，告知诸葛亮因粮运不济，需率军撤退。诸葛亮在得知粮草无法供应后，为避免军队陷入断粮困境，只得下令撤军。

但在诸葛亮撤军后，李严却上演了一出颠倒黑白的闹剧。他首先故作惊讶地对朝中大臣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将粮运不济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反而暗示诸葛亮撤军是延误战机。随后，他又上奏后主刘禅，谎称“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将撤军说成是诱敌深入的战术安排，企图掩盖自己督运粮草不力的罪责。为了进一步推卸责任，他甚至想“杀督运岑述以塞责”，嫁祸于下属。

李严的这些行为看似周密，却忽略了诸葛亮对政务的严谨态度。诸葛亮在撤军后，收集了李严前后发出的所有书信、奏疏，发现其言辞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李严“辞穷情竭，首谢罪负”，无法再进行狡辩，只得叩头认罪。

诸葛亮见李严不思悔改，反而欺君罔上，终于忍无可忍，当即上表后主刘禅，历数李严的罪状。奏疏中详细列举了李严的三大罪状：一是“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接受先帝与后主的厚恩，却不思报效，反而制造事端；二是“欲因临事讨取，谓臣言‘九锡’，臣答言‘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此前怂恿自己受九锡、进王位，包藏祸心；三是“督运粮谷，而阳郭驿马，使兵不得时赴，断截军粮，令三军困弊”，此次督运粮草不力，反而欺上瞒下，导致北伐功败垂成。诸葛亮在奏疏中痛陈：“若事稽留，将致祸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恳请后主依法严惩李严。

后主刘禅接到奏疏后，召集朝臣商议，最终采纳了诸葛亮的建议，“废平为民，徙梓潼郡”。李严被剥夺所有官职、爵位，流放到梓潼郡（今四川梓潼），从一位托孤重臣沦为平民，其政治生涯彻底终结。这一判决既是对李严个人罪行的惩处，也是诸葛亮整肃朝纲、维护蜀汉政权稳定的必然举措。

李严被流放后，诸葛亮并未株连其家人，反而对李严的儿子李丰予以重用，任命他为丞相府参军，负责管理后方事务，并写信告诫李丰：“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护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既表达了对李严的失望，也希望李丰能吸取教训，忠心报国。这种处理方式既体现了诸葛亮的公正，也展现了他“赏罚分明”的治国理念。

郁郁而终：悲剧命运的历史回响

被流放梓潼郡后，李严并未完全绝望，他始终抱有被重新起用的期望。在他看来，诸葛亮虽然严惩了他，但并未将事情做绝，且重用了他的儿子李丰，这或许是诸葛亮给自己的机会。他深知蜀汉政权中，唯有诸葛亮具备不计前嫌、重用人才的胸襟与权力，也唯有诸葛亮了解自己的才能。因此，他在流放期间“常冀亮当自补复”，等待着诸葛亮召他复出的消息。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发动第五次北伐，率军进驻五丈原，与司马懿率领的魏军展开对峙。

面对司马懿的坚守不出，诸葛亮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

消息传到李严耳中；李严哀叹道：“丞相因病亡故，吾无复起之机也！”

可见只有诸葛亮有爱惜他的才干及宽容他的雅量，其余人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