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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2章 李严（第2页）

面对数倍于己的叛军，李严并未惊慌，也未向汉中求援，而是果断率领本郡五千士兵前往讨伐。他凭借灵活的战术与坚定的指挥，一举击溃叛军，斩杀马秦、高胜等首领，其余叛军余党“悉皆溃散，复为平民”。李严对降众不加追究，尽数恢复其百姓身份，既平定了叛乱，又安抚了民心，展现出恩威并施的治理智慧。

不久后，越嶲郡蛮夷首领高定率军叛乱，包围新道县。李严再次率军驰援，迅速击败叛军，解除新道之围。两次平叛的功绩让刘备对其愈发器重，当即加封他为辅汉将军，仍兼任犍为郡太守。这一时期的李严，不仅在地方治理上政绩卓着，更在军事行动中屡立战功，成为蜀汉政权中不可多得的复合型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李严在犍为郡任上还参与了蜀汉法律体系的构建。刘备平定益州后，深感“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遂命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与李严五人共同制定《蜀科》。作为唯一一位来自地方的参与者，李严结合自身治理经验提出的建议，对《蜀科》“科教严明，赏罚必信”特点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套法律体系此后成为蜀汉政权的治国基石。

不过，李严“性自矜高”的性格缺陷在这一时期已初露端倪。他在任期间“大修房舍，治家宅过于奢华”，甚至因迁移郡治官邸之事与持反对意见的郡功曹杨洪发生激烈争执，导致杨洪愤而辞职。这种刚愎自用、不容异见的行事风格，为他日后的政治悲剧埋下了隐患。

托孤重任：永安体系的权力布局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击败曹操夺取汉中，进位汉中王。在劝进刘备的表文中，李严位列十一位领衔人物之一，足见其此时已跻身蜀汉核心决策层。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年号章武。次年，刘备为报关羽之仇，亲率大军伐吴，却在夷陵之战中遭遇惨败，率残兵退守永安（今重庆奉节）。这场战败不仅让蜀汉国力大损，更让刘备身心俱疲，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章武二年（222年），刘备在永安病重，急召李严前往行宫，任命其为尚书令。尚书令在汉代为少府属官，掌文书奏章，东汉后期逐渐成为总揽朝政的要职，地位仅次于丞相。刘备在危难之际将此职授予李严，既是对其行政能力的信任，也是对蜀汉权力结构的重要调整。此时诸葛亮虽为丞相，但正留守成都主持后方政务，李严出任尚书令，实则形成了成都与永安两大权力中心相互制衡的格局。

章武三年（223年）春，刘备病情加剧，临终前上演了三国历史上着名的“白帝城托孤”。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召诸葛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而在对李严的任命上，刘备则赋予其军事重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这一安排并非偶然，而是刘备基于蜀汉政治现实的深思熟虑。

从权力结构来看，刘备任命诸葛亮为丞相，主管行政与内政；任命李严为中都护，主管军事并镇守永安，形成了“政由葛氏，军由李氏”的制衡格局。永安作为蜀汉东部门户，紧邻东吴，战略地位至关重要，由李严镇守可防范东吴突袭。同时，刘备此举也有平衡益州本土势力与荆州外来势力的考量：诸葛亮代表荆州集团核心，李严则兼具荆州出身与益州治理经验，能得到双方认可。

后主刘禅继位后，于建兴元年（223年）加封李严为都乡侯，假节，加授光禄勋，进一步巩固其地位。建兴四年（226年），李严升任前将军。此时诸葛亮准备进驻汉中，为北伐做准备，遂将后方事务托付给李严，并命其从永安移驻江州（今重庆渝中区）。江州作为连接益州腹地与永安的战略枢纽，李严在此驻扎既可统筹后方军事，又可支援汉中前线。诸葛亮还任命征西将军陈到接替李严镇守永安，且“统属严”，进一步强化了李严的军事指挥权。

这一时期的李严，达到了政治生涯的巅峰。他身兼前将军、光禄勋等职，封都乡侯，假节，手握重兵镇守一方，与诸葛亮同受托孤之命，成为蜀汉政权中仅次于诸葛亮的二号人物。刘备的信任与重用，为李严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但也让他对权力的欲望不断膨胀。

将相失和：权力漩涡中的矛盾激化

李严与诸葛亮的矛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蜀汉政治局势的发展逐渐激化。二人虽同为托孤大臣，但在政治理念、权力诉求与治国方略上存在根本分歧，这些分歧最终演变为不可调和的冲突。

建兴四年（226年），诸葛亮准备出兵汉中，为北伐曹魏做准备，希望调李严率军前往汉中镇守。这一安排本是出于北伐大局的考虑，汉中作为北伐前线基地，需重臣镇守。但李严却“穷难纵横，无有来意”，极力推脱不去，反而提出“分五郡为巴州，求为巴州刺史”的要求。当时蜀汉仅辖益州一州，李严要求设立巴州并担任刺史，实则是想与诸葛亮分庭抗礼，形成“益州牧诸葛亮、巴州刺史李严”的二元权力结构。诸葛亮认为此举会破坏蜀汉政权的统一，遂拒绝了李严的请求，二人之间首次出现公开裂痕。

此前，李严还曾做出过更令诸葛亮警惕的举动。他曾私下劝诸葛亮“宜受九锡，进阶称王”，九锡是古代帝王赐予诸侯大臣的最高礼遇，通常被视为篡权的前兆。诸葛亮对此极为反感，在回信中严词驳斥：“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番话既表明了自己兴复汉室的决心，也暗含对李严的警示。李严此举究竟是真心劝进还是试探诸葛亮的野心，已无从考证，但无疑加深了二人之间的猜忌。

蜀汉大臣陈震对李严的为人早有察觉。他在出使东吴前，私下对诸葛亮说：“李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腹有鳞甲”是比喻李严心胸险恶、狡诈多变，劝诸葛亮多加提防。诸葛亮此时虽已察觉李严的问题，但考虑到“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为了北伐大业，仍选择对李严隐忍包容，希望能“相忍为国”。

建兴八年（230年），曹魏大司马曹真率军三路进攻汉中，蜀汉面临严峻的军事压力。诸葛亮再次要求李严率两万人马驰援汉中，李严却再次表现出抵触情绪，甚至“更成巧说，帝司马懿等开府辟召”，私下传言司马懿等人已设置官署诱降他，暗示自己可能叛降曹魏。诸葛亮深知李严的用意，为了换取他的配合，只得做出妥协：一方面上表后主，升任李严为骠骑将军，满足其对官位的渴求；另一方面任命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接替李严掌管江州军务。在得到这些优厚条件后，李严才最终率军北上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