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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3页）

公寓里安静得可怕，甚至能听清楚挂钟走动的声音。莱纳把沾着肉汁的餐盘放进水槽里，双手扶着水槽边缘，透过灰蒙蒙的窗户看对面布满黑色水渍的砖墙，过了差不多五分钟，他大步走出厨房，抓起外套，出门了，骑着车在暮色中前往西柏林。他选了跨过英国占领区边界之后看见的第一个电话亭，把自行车丢在地上，关上门，从口袋里掏出零钱，几个硬币从手指之间滑落，叮叮当当掉到地上，他弯腰把它们捡起来，塞进电话投币孔里，拨了联邦邮政的号码，很容易找，就写在号码簿第一页。

可是突如其来的勇气也消失得很快，莱纳用力握紧听筒，听着对面问了三次“有什么可以帮你吗？要转接哪里？”，没有说话，砰地挂上电话，多余的零钱叮叮当当掉落，他连看都没有看，推开门，扶起自行车，沿着来时的路回去了。

第六章

刚才我说莱纳挂断电话的时候，你感到失望吗？心里有没有冒出一点轻蔑的苗头？你在想，“可怜的胆小鬼，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到”。可是我们都经历过那个东德男孩所经历的一切，犹豫不决，恐惧，怀疑，困惑。每个人都是从同一扇门跨进来的，你，我，安德烈，刚开始都这样。

这也是最令人兴奋的部分，对一个情报官来说。我们喜欢故事的开头，我们看着这个新来的目标，这只带有斑纹的蛋，猜它孵化之后的样子。有时候你得到一条蛇，有时候是聪明的猎鹰，有时候只是一只可有可无的鹌鹑罢了。

安德烈没有奢望得到猎鹰，他可能只想要一个汉斯·沃格尔的替代品，活着的，而且更容易操纵。莱纳在母亲和长兄的影子里长大，他习惯被推着走。汉斯是一个有效的受力点，只要安德烈一直施加压力，不难把莱纳推到他想要的地方去。

因此安德烈不明白为什么整整八天过去了，莱纳还是杳无音讯。也许他把小麻雀放得太远了，以至于莱纳没有折返的勇气。又或者汉斯作为一个哥哥，在莱纳心里终究没有“不惹麻烦”来得重要。这多少有些尴尬，安德烈在电报里向霍恩斯比吹嘘的聪慧计谋，连第一步都没有走出去。

这一个多星期里，安德烈总共见了两个潜在的线人，都是通过他在东德警察局认识的人搭上的，一个是在斯塔西第十司工作的秘书，五十二岁了，是那种穿着款式古旧的碎花上衣、佩戴珍珠耳环的年长女士，非常不引人注目，是理想的耳目，可惜她接触到的文件只有无聊至极的行政乱麻，充满了预算案、申请表和不同部门之间心胸狭窄的斗嘴记录。第二个候选人是卖地毯的，每三个月往来一次柏林和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情报人员十分熟络，多年来贿赂海关的结果。然而安德烈看不出他能在柏林发挥什么作用，只能把地毯商人转介给伊斯坦布尔情报站。

他需要地下线缆分布图。这些电缆就在他每天走过的街道下面，承载着莫斯科和红军东柏林司令部的秘密，像条奔流不息的地下河，离他这么近，但就是没办法舀到哪怕一勺水。霍恩斯比昨天深夜飞抵柏林，直接坐车到弗伦街那栋红砖建筑，和中情局柏林行动处的人开会，安德烈并没有受到邀请，不过第二天一早被霍恩斯比带到古伦森林“散步”，行动处处长对柏林市内两个地点很感兴趣，一个在勃兰登堡门附近，一个在火车站附近，他想知道要是在这两个地方“建造一些东西”而又“不引人注意”，是不是不切实际。安德烈回答当然是的，思忖着伦敦和华盛顿到底是彻底绝望了还是发疯了，竟然打算在市中心开挖隧道。

两人在一个路边小摊买了香肠当午餐，乘车返回奥林匹克体育馆。就在汽车到最后一个街口的时候，安德烈瞥见了路边的一辆自行车，以及站在自行车旁边的人，他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坐直了。霍恩斯比当然留意到了，转过头来，循着安德烈的视线看去，扫视着行人道，询问下属是什么让他如此惊讶。

“不，没什么。认错人了，还以为看见了美国大使馆的科尔先生，你记得他吗？新年酒会喝醉之后吐在苏联贸易代表身上的那个。”

“可能再过十年才能忘记。但科尔不是半年前就回国了吗？”

“对，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看错。我在这里下车就可以了，想去买包烟。”

车在路边停下，离体育馆门口的岗哨还有五六十米，离自行车不到二十米。安德烈下来了，转身走向不远处的杂货店，买了火柴和香烟，假装挑选货架上的巧克力，借助一个玻璃糖罐观察霍恩斯比的车，直到它开出视线范围，才走出商店，径直走向自行车和自行车的主人。

莱纳看见了他，露出羞怯的笑容，似乎想挥手，但可能被安德烈的脸色吓到了，收回去，用指甲来回刮擦自行车把手。情报官大步走近，手按在年轻人的肩胛骨中间，像押送犯人一样把他赶离奥林匹克体育馆。两人快步穿过马路，安德烈带着莱纳往人最多的地方钻，尽量躲避可能存在的监视，一边回忆附近有哪个安全地点，可以暂时安置小麻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