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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3页）

1950年1月20日，波兰飞行员返回华沙，再也联系不上。安德烈预定1月31日正式退役，本不该继续留在德国，但行动处处长霍恩斯比扫开了官僚主义的障碍物，把他留在了柏林，放手让他捕捉新的羊群。安德烈在柏林过了二十八岁生日，礼物是微薄的月薪，还有大使馆里的一份新档案，职务是“电工”，当时在柏林的情报官全都挂着虚假的职位，秘书，翻译，记者，英文教师。毕竟，雇佣他们的军情六处在官方文件上也并不存在。

尽管情报官都喜欢宣称自己怎样的人都能对付，一个特定的情报官似乎总是倾向于招来某种特定性格的人。有人擅长编织云朵，所以总是引来理想主义者；另一些人善于擦出火星，于是更受到行动家的信任。有人偏好羞涩的学者，有人专门拉拢水手和码头工人。安德烈喜欢把敌人拉进怀里：斯塔西、苏联军事情报局、红军柏林指挥部的下级军官，所有那些高傲的，沉默的，狡诈的，警惕的，和他一样爱玩这个游戏的。他哼着歌慢慢接近，邀请他们跳舞，悄声细语安抚他们，用柔软的绳索套住他们的脖子。

这里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例外。

作者有话说：

[2] Rider in the Sky，1940年代英国流行歌。

第三章

“麻雀”咖啡店是一小块切下来移植到柏林贫瘠土壤里的法国，从甜点类型到侍应的恶劣态度都一样。只有七张桌子，落地窗提供了大部分的光线，因为用电管制，冬天下午四点多就早早关门。陌生人就是在天将黑未黑的时候来的，把自行车放在门外，随便找了张空桌子坐下，四下环顾，打量其他客人，最后在侍应不悦的目光下收回视线，点了黑咖啡。

这位格格不入的顾客可能二十出头，深色头发，颧骨和鼻梁的弧度看起来有点眼熟，尽管安德烈很确定自己从未见过这个人，这种难以界定的熟悉感促使他多看了陌生人几眼。科里亚走得比平常早，咖啡店里只剩下两三个常客，都没有留意那个局促不安的男孩。侍应从厨房回来了，把咖啡放到新来的顾客面前，告诉他咖啡店再过半小时就要打烊了，顾客盯着侍应，没有说话，好像不明白什么叫“打烊”。安德烈等侍应回到柜台后面，拿起帽子和外套，走过去，坐到男孩旁边，仿佛对方本来就在等自己。

“别动，看起来自然一点。”男孩似乎随时准备跳起来，安德烈一句话制止了他，“在等什么人吗？”

“你是谁？”

“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来卖什么？”

对方皱起眉，没有听懂这个问题，过了一会，摇摇头：“我来找我哥哥。”

“是吗？他叫什么名字？也许我能帮上忙。”

“汉斯，汉斯·沃格尔。他失踪好几天了，我知道他经常来这里。”

汉斯·沃格尔。这就是躺在停尸间的那个男孩的名字，安德烈也许想起了他的脸，不知道是生前还是死后的那张，希望是前者。这么多天过去了，无人认领的尸体应该早已被埋到郊区的树林里，柏林的失踪人口可能有一半都在那里，足够在地狱里开一个特殊派对。可惜就像其他情报官一样，安德烈也有一种反射性遮掩真相的倾向。他侧过头，假装认真回忆，点了支烟，盯着男孩看，直到对方不安地在椅子里挪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