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说

第4章（第4页）

第三节：中国古代文学史：元稹、刘禹锡的文学成就与友谊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元稹与刘禹锡两位文学巨匠以其独特的文学成就和深厚的友谊成为了后世传颂的佳话。元稹（779年－831年9月3日），字微之、威明，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鲜卑族。中国唐朝中期大臣、文学家、小说家，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九世孙。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被誉为“诗豪”。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波折，但他的文学才华却如璀璨星辰，照亮了那个时代的文学天空。

一、元稹的文学成就

元稹家境贫寒，九岁能文，于贞元九年（793年）以明经科及第，十年后登书判拔萃科，授校书郎。在此期间结识白居易。元和元年（806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左拾遗。元和四年（809年），拜监察御史，旋即受命出使剑南东川，因劾奏不法官吏，获罪权贵，被排挤出朝，分司东台。其间惩治不法，得罪权幸，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后一度被召回长安，不久后又被外贬，直至元和十四年（819年）才被召入朝中。因其才学出众，受到了宰相令狐楚、荆南监军崔潭峻等人的赏识，宫人争相与其结交，称为“元才子”。累官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长庆二年（822年），以工部侍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深受唐穆宗眷顾。后罢相外放，历任同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再入朝为尚书左丞。太和四年（830年），出任武昌军节度使，翌年因暴病在武昌逝世，时年五十三岁，被追赠为尚书右仆射。元稹诗名早著，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创始人。其所作《连昌宫词》，夹叙夹议，今昔虚实结合，纵横跌宕。

元稹的诗歌创作风格多样，既有平浅明快之作，也有丽绝华美、色彩浓烈、铺叙曲折之作。除了诗歌外，元稹还在小说、散文、文学批评等方面卓有成就。他根据自己的经历撰成了唐传奇《莺莺传》，这部作品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稹的《连昌宫词》是一首长篇叙事诗，通过连昌宫的兴废变迁，反映了唐朝自唐玄宗时期至唐宪宗时期的兴衰历程，并探索了安史之乱前后朝政治乱的缘由。这首诗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还展现了元稹卓越的叙事能力和诗歌才华。此外，元稹在诗歌形式上还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他首创以古文制诰，格高词美，为人效仿。作有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为后来《西厢记》故事所由。有《元氏长庆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100卷。

二、刘禹锡的文学成就

刘禹锡的生平经历丰富多彩，其诗歌创作独树一帜，被誉为唐诗复兴的先驱。刘禹锡出生于唐德宗时期的一个显赫家族。他自幼聪颖过人，早年即表现出非凡的文学才华。刘禹锡的仕途经历颇为坎坷，曾历任监察御史、太子宾客等职位。因参与政治革新运动，他多次遭到贬谪，历经多地，见识广泛。刘禹锡的性格直率，敢于直言不讳，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见解。他的政治生涯充满了对正义的追求和对民生的关注，始终秉持着为民请命的信念。刘禹锡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和艺术风格。刘禹锡的诗歌题材广泛，涉及山水、田园、边塞、历史等多个领域。他的诗歌语言优美，意境深远，表现出极高的艺术造诣。刘禹锡的诗歌作品在唐代已经广为流传，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歌创作体现了唐代诗歌的繁荣和兴盛，对唐诗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他的诗歌还反映了唐代社会的风貌和人民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刘禹锡的文学成就不仅体现在诗歌创作上，还表现在文学理论和文化遗产方面。他强调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生疾苦，提倡文学创作要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一理论观点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禹锡的文学作品丰富多样，涉及历史、文化、哲学等多个领域。他的作品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唐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他的文学作品也是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传承价值。刘禹锡的诗歌作品和文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歌创作被后人誉为唐诗复兴的先驱，对唐宋诗风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他的文学理论观点也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在现代社会，刘禹锡的文学作品依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他的诗歌创作和文学思想为后世树立了榜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

三、元稹与刘禹锡的深厚友谊

元稹与刘禹锡的友谊，是中唐文坛上的一段佳话。他们二人都曾在仕途上历经坎坷，被贬至江湘地区。相同的命运转折和人生际遇使他们能够深刻理解对方的悲戚心情，并相互勉励，以诗歌唱和寄托思念之情。

刘禹锡与元稹都曾贬居江湘，同是天涯沦落人，让彼此更能理解对方的悲戚心情，他们不断地相互勉励，又经常诗歌唱和，以此寄托思念之情，即使后来分道扬镳，刘禹锡却始终珍惜那段真挚的友谊。元稹在旅馆住宿时得罪了宦官，唐宪宗袒护宦官，又讨厌元稹一直在耳畔喋喋不休地提意见，于是便将他由监察御史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元稹本来不支持刘禹锡的政治主张，彼此也没有太多交往。等到元微之陷入孤寂彷徨的处境之后，忽然就能体会到对方的悲苦，便主动写信给刘禹锡。刘禹锡也很同情元稹的不幸遭遇，于是寄赠了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当时的恬淡心境。起首化用典故，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曾描述一位渔人误入桃花源，而朗州下辖的桃源县也有桃花源，刘禹锡借此交代自己的贬谪之地，又委婉地传达出一种恬淡心境。他虽然担任司马，其实基本上是无事可做，经常游山玩水，自在逍遥。接下来的话题便转向对方，“栽树”二字，典出东吴李衡种橘致富、泽被后人之事。诗人希望元稹忘记得失，效法古人，或许可以劳动致富，绝不逊于受到封赏的王公大臣。这一句略带调侃，不过也是善意的提醒，诗人告诫对方不要一直沉浸于悲怨之中。后两句充满深意，老刘说朝堂里不仅行走着众多的才俊之士，而且每天还能听到皇帝任命官员的消息。金门，本指通往金銮宝殿的大路，此处代指朝堂。通籍，指记名于门籍，后来泛指做官。除书，指拜官授职的文书。“真多事”三字，一语双关，既表明朝廷的人事任免就像走马灯，更迭频繁，才子们沉浮不定，令人不知所措；同时诗人也委婉地指出，皇帝不察真伪，又任人唯亲，以至于很多忠臣良将都被摒弃、赋闲。结尾看似闲谈，其实却反映出刘禹锡嘲讽与关怀之意，可谓用心良苦。

刘禹锡与元稹在诗歌创作上相互欣赏，彼此鼓励，共同推动了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们通过诗歌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注和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展现了文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元稹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写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则在《酬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中回应道：“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这些诗句不仅表达了他们对友人的深情厚谊，也展现了他们对生命和历史的深刻思考。

在元稹去世后，刘禹锡深感悲痛，多次写诗悼念好友。他在《虎丘寺见元相公二年前题名怆然有咏》中写道：“浐水送君君不还，见君题字虎丘山。因知早贵兼才子，不得多时在世间。”诗中充满了对元稹的怀念和惋惜之情。刘禹锡还曾前往元稹的宅子凭吊，看到物是人非，更添无限感慨。

元稹与刘禹锡的友谊，不仅是文学上的相互欣赏和扶持，更是人生道路上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他们共同经历了仕途的坎坷和人生的波折，却始终保持着对文学和生活的热爱和追求。他们的友谊和文学成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和读者去探寻人生的真谛和文学的价值。综上所述，元稹与刘禹锡是中唐文坛的杰出代表。

第四节 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与散文革新

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与散文革新，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革新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文风，而且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古文运动的背景、韩愈与柳宗元的古文理论、古文运动的影响等方面，详细探讨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与散文革新。

一、古文运动的背景

古文运动发生在唐朝中期，当时文坛盛行骈文，这种文体讲究声律、辞藻、对偶，形式上过于华丽，内容上则显得空洞无物。韩愈和柳宗元等人对骈文持批判态度，认为其背离了文学的本质，即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表达思想情感。因此，他们提出复古的口号，倡导学习先秦和汉朝的散文，以恢复文学的质朴和自由。

古文运动的兴起，与中唐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落，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社会矛盾尖锐。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开始反思社会现实，寻求改革的途径。韩愈和柳宗元等人通过倡导古文运动，不仅希望改变文风，更希望通过文学的力量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

二、韩愈与柳宗元的古文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