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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日瓦戈医生》：为什么第二次相见才敢毫无顾忌地抓住爱？（第5页）

而这必然发生！

日瓦戈满心惆怅地回到莫斯科，当他“下了马车，走到大门口按门铃的时候，他的呼吸急促，心怦怦跳了起来。没有人来开门。他又按了一次。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他着急了，就一下接一下地按了起来，于是他看到旁边的小门打了开来，冬妮娅手扶着门站在那里。起初两个人都因为太突然，呆呆地愣住了，也没有听见彼此的叫声。但是因为在冬妮娅手里敞开的门有些像敞开的怀抱，这才提醒了他们，他们像发了疯似的互相扑过去拥抱起来”。但喜悦却像烟花，喷放之后，又归于沉寂。日瓦戈“在后来的几天里，他发现自己是那样的孤独。他不怪任何人。显然，他自己希望孤独，也就孤独起来”。莫斯科的政治形势越来越鲜红，在俄罗斯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公告到处可见，让日瓦戈感觉到“此时此刻的伟大和重要，他十分激动，一时回不过神来”。他喜欢这样的变化，“多么了不起的手术！巧妙的一刀，一下子就把多少年发臭的烂疮切除了！痛痛快快，干脆利索，一下子就把千百年来人们顶礼膜拜、奉若神明的不合理制度判了死刑”。日瓦戈终究还是个诗意的青年，他欢呼着改天换地的时代，并不知道革命也是一场深度地震，地面上的所有生存都将被打破，“日瓦戈一家穷困到了极点。一家人饿得奄奄一息”。无奈之下，日瓦戈一家只好远赴乌拉尔的尤梁津，那里的瓦雷金诺庄园，是冬妮娅的外婆家。

冬妮娅并不知道，那里也是拉拉的故乡，拉拉找不到自己的丈夫安季波夫，已经回到了尤梁津，日瓦戈和拉拉的重逢，就这样冥冥之中不可避免。这就是革命，一切皆有可能，无论悲喜，谁都无法预见。

男人有一种真爱，就是让最爱的人离开

日瓦戈和家人来到了尤梁津后，突然看到了拉拉。日瓦戈是在尤梁津的图书馆看到了她，“一眼便认出是拉拉”。她“穿着一件浅色方格短衫，腰间束了一条宽腰带，正全神贯注地在看书，像孩子一样微微往右偏着头，一动不动。她不时仰面沉思，或者眯起双眼凝视前方，然后又用手支着头，用铅笔在笔记簿上奋笔疾书……她的一切多么得体！她读书时的那副神情，好像读书不是人类的一种最高级活动，而是连动物也能办到的一种最简单的事，好像她是在挑水或是刮土豆皮”。日瓦戈并没有前去相认，而是从借书单上抄下拉拉的住址，悄悄地回到瓦雷金诺庄园。直到一年之后，他才去找她。

拉拉十分淡定：

“是什么风把您吹来的？来了已经一年多，竟抽不出空来？”

日瓦戈有些惊讶：“您听谁说的？”

“消息到处有，只看你听不听。再说我在阅览室里已经看见过您了。”

“那您为什么不叫我？”

“您不会非要叫我相信您没看到我吧。”

这对话感人至深，在有情人之间才会发生。若是寻常情意，哪会忍在心里一年多才相见呢？近乡情更怯，到了爱慕之人的身边，更是如履薄冰。这一对同命人，千回百折，总算走到了一起，但他们还是以“您”相称！

重逢的他们有说不完的话，很快日瓦戈就“留在拉拉家过夜”。拉拉不再期待她那见不到面的丈夫，她告诉日瓦戈，安季波夫率领红军攻打尤梁津时，“用大炮轰击我们。他明知我们在城里，但他从来没有打听过我们母女是否平安……他近在咫尺，竟不想办法来看看我们！这我实在想不通，无法理解。对我来说，这简直无法捉摸，这不是生活，而是古罗马时代的美德，当今最时髦的一种做法”。从这些看似只是女人的抱怨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冷酷。革命毁灭了人情，人们都脱离了轨道，都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日瓦戈和拉拉开始以“你”相称，犹如家人。在久盼的温暖中，他又“觉得自己是个罪犯”，因为这幸福包含着欺骗，向冬妮娅“隐瞒那些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能容许的事”。一想到这里，“他喉咙里的东西再也咽不下去，他放下调羹，推开盘子，强忍着满眶的泪水”。

日瓦戈的进退两难，被红军游击队轻易解决了：游击队把他抓走了，因为革命队伍太需要医生。革命时代的爱情遭遇，总是被强大的外力急转弯一般改变，谁也无法抗拒。等到一年多后日瓦戈想方设法回到尤梁津，才知道妻子一家已经被驱逐出境，去了法国，只留下一封信，信里这样说：

你可以个人提出离境的申请，那时我们又可以团聚在一起了。我写是这样写，但我自己也不相信我们会有这个福分。最不幸的是我爱你而你不爱我。我一直在为我这个想法寻找根据，想证明这样想是对的。我反复考虑，回顾我们的生活，检查我的所作所为，但我找不到起因，也想不起我做了什么事才招致如此的不幸。我总觉得你对我另眼相看，对我看不顺眼，就像从一面不平整的镜子里看我一样。但我是爱你的。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得出我何等爱你！我爱你身上所有的特点，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有些方面虽然平平常常，但它们不平常地结合在一起而使我感到珍贵；爱你那由于内心的美而显得端庄高雅的面容，虽然看起来它可能并不英俊；爱你的才情和智慧，它们填补了你所欠缺的坚强意志。这一切我都感到十分珍贵，在我心目中没有人超过你。不过请你听我告诉你：即使我不如此珍爱你，即使我不这样喜欢你，我仍然看不到我凄凉冷清这一痛心的事实，我仍然以为我爱你。只是因为我惧怕没有爱情是一种屈辱的致命的惩罚，才不知不觉地一再不肯承认我不爱你，无论是我、无论是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我的心不会告诉我，因为没有爱情几乎等于杀人，我不能使任何人受到这样的打击……当我们离开这决定我们命运的可怖的乌拉尔之前，我和拉拉有过短时间的接触。在我困难时，她一直跟我在一起。我分娩时，她帮了我很多忙，我对她十分感激。我应该坦率地说，她是个好人，但我也不愿说违心的话，她和我全然不同。我来到人世是要使生活过得单纯，寻找一条正确的出路，而她却是使生活复杂化，使人迷失方向。……我亲爱的，我心爱的，我的丈夫，我孩子们的爸爸，怎么竟落到了这个田地？我们此生再也不能相见了，我这些话的意思你能明白吗？明白吗？

冬妮娅的这封长信，在《日瓦戈医生》中极为重要，是打碎所有人心底的一声长叹。没有经历过恋爱的冬妮娅慨然懂得自己“不知不觉地一再不肯承认我不爱你”，这是多么痛苦啊！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孩子，并不等于能够情深意长地生活，爱情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啊！“此生再也不能相见了”，而人只有“此生”，谁也不能重来一遍。冬妮娅是那么完美，却也因为完美而无法理解拉拉的曲折人生，不能谅解她“使生活复杂化，使人迷失方向”。冬妮娅代表的是社会的常识，是和平年代的主旋律，是人类美好的期望，但不是日瓦戈和拉拉的命运。这两个“例外”之人被历史复杂化了，思维和情感都发生了巨变，如同日瓦戈对拉拉所说：“如果你无所抱怨、无所遗憾的话，我就不会爱你爱得如此之深了。我不爱那些没跌过跤、没失过足的不犯错误的人。他们的美是僵死的、没有价值的。他们不懂得人生的美。”

日瓦戈和拉拉开始生活在一起，他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科马罗夫斯基突然来到，他带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消息：安季波夫被当作革命队伍里的异类，已经被枪毙了。红色政权早就知道拉拉的身份，以前没有惊扰她，只是因为想让她当诱饵，诱捕逃亡的安季波夫。现在“诱饵”已经没有价值，拉拉很快就会被抓走。科马罗夫斯基刚刚被任命为远东地区边疆政府的部长，他可以将拉拉和日瓦戈带走，保障安全。他说得很明白：“关于你们的情况我了解到的比你们自己想到的要多得多。你们正处在悬崖边缘，这你们恐怕还蒙在鼓里。如果不及时采取对策，你们自由自在的日子以至活着的日子已经是屈指可数了。现在存在着一种共产主义模式，很少有人能适应。但谁也没有像您尤利·安得列耶维奇这样明目张胆地去反对这种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刺激人家。您讥嘲这个世界，侮辱这个世界。如果没人知道倒也罢了，但莫斯科一些重要人物对您的心思了解得一清二楚。您是个男子，无拘无束。如果您任性胡来，拿生命当儿戏，那是您的神圣权利。不过拉拉跟您不同，她是个母亲，孩子的性命、今后的命运都在她手里。她可不能跑到九霄云外去胡思乱想。我劝了她一个早上，要她认真对待这里的局势，但她不愿意听。请您运用一下您的权威力量，对拉拉施加影响。她无权把卡秋莎的安全当作儿戏，也不应该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

科马罗夫斯基为什么要来搭救拉拉？这是个神秘的问题，这个在社会风浪中搏斗大半生的男人，也许到了反思和沉淀的阶段。他的一生恐怕也只谈过一场真正的恋爱，那就是和拉拉的不伦之恋。对拉拉他是动了真情的，在混乱的革命年代，他或许终于明白世上最珍贵的东西还是真挚的感情。他身上积累的油滑和心机太多，不可能立地成佛，但再污秽的人，一生中也会做几件善良的事，更何况还是为了当初的情人？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人性，太难解。

日瓦戈几经思虑，痛苦地决定动员拉拉带着女儿跟科马罗夫斯基走，自己留守在瓦雷金诺。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他向拉拉说出了心里的秘密：“你是藏在我心中的一个像禁果似的秘密天使；在和平的天空下，你曾出现在我生命的源头，而在这战乱的年代，又眼看着我生命的结束。记得那时你还在高年级读书，那天夜里我看到你穿着一身深咖啡色的校服在旅馆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和现在一样秀丽，令我惊叹。后来我常常想为你那时候射进我的内心、令我陶醉的光辉、那渐渐消失的光束与声音找个名称，因为从那时起，它们便在我的生命中流动，成为我认识世界万物的一把钥匙。这要感谢你。当你那穿着校服的身影从阴暗客房中走出来时，我虽然对你一无所知，但我痛苦地感到这个瘦削的女孩浑身像充满电流似的充满了世界上一切女性的美。只要走到她身边用手指一碰，迸出的火花便会照亮房间，我不是当场触电而死，便会终生带上渴慕与悲伤的电磁。我满眶泪水，整个身心都在闪亮、哭泣。我非常怜惜自己，但更怜惜你这个小姑娘。我非常惊异，心里在问：如果爱慕她，吸取她身上的电流是如此痛苦，那么，做女人，做电流，惹人爱慕，不是更要痛苦万倍吗？我到底都说出来了。这种心情可以令人发疯。我的心里一直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