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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走出非洲》：女性的全球化，注定颠沛流离（第2页）

面对这样的大自然，如果我们仅仅用“爱情”的玫瑰色去涂抹它的全部，那是多么肤浅和狭窄！这是一片值得敬仰的土地，是全世界人类的起源地。700万年前，古猿从这里开始分化，经过能人、直立人、海德堡人，在20万年前进化为智人，形成我们现代人。人类学家在肯尼亚发现了150万年前的直立人化石，这个被取名图尔卡纳的男孩，手持石斧，健步如飞，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智能物种。凯伦·布里克森在这亘古不变的风景画卷中看到了“无与伦比的尊贵感”，人类在其中像个幼稚的孩子，爱情在这里获得了应有的尺度，它只是大地上一株四叶草，不是整个草原和山峦。

凯伦·布里克森在肯尼亚重生了，她18年的非洲生活经历，打造了她和世界新的关系，走出了女性文学的旧模式。人们有种历史已久的固定看法：女性生来就是感性的，都是家庭化的，探险、开拓、奋斗，都不是女性的特长。《走出非洲》正面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女性到底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摆在面前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一种是按部就班，遵循着社会的主流价值，沿袭着大多数人普遍的生活道路，考上一个很好的学校，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结婚成家，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直到70岁，房子大存款多，一生平顺完美。另外一种就不一样了，可能每一个明天都是未知，都需要勇气去面对空白，每一天都给自己机会去尝试新东西，日子风风雨雨，千山万水走遍，活到70岁，钱少房子小，只存下一大堆到处游走拍下的照片，还有旅途中写的一张张稿纸。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社会都需要，都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不能说前面一种庸俗，后面一种文艺。如果社会没有前一种人，就没有继承性和稳定性，很快就会崩溃；而若是没有后面那种风雨兼程的人，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出现哥伦布，也不会有莎士比亚，更不会有那些伟大的的发明家、冒险家、探险家。两者互补，相辅相成，这是宇宙定律。

但问题是，一个女性，只能选择一种生活，到底应选择什么方向？这是一个大问题。《走出非洲》写出了一个在受苦中播种大地，在播种中展开自由的女性。女主人公失去了咖啡园和恋人，但她一点儿都不后悔，她感到了幸福。以往女性的幸福只来自爱情，但凯伦的幸福来自土地。在她的笔下，在土地上自由地哺育出香气四溢的咖啡，是多么美丽的人生图景：“能够在一片地形极不规则的荒凉土地上，看到这么一大片根据种植规律生长着、铺展着的咖啡，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当年，我在非洲大陆上空飞翔，从空中慢慢熟悉着咖啡园的样子，内心充盈着骄傲和自豪。……当雨季来临，咖啡树开花时，在毛毛细雨中，在薄雾的笼罩下，好似有一团白垩云飘浮在600英亩的土地上，那景象真是美得摄人心魄。咖啡花味微苦，闻起来颇似黑刺李花儿的味道。咖啡果成熟后，整个咖啡园就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有时，咖啡豆会在午夜被烘干出炉，此时的场面可谓美丽壮观，令人惊艳：厂房高大壮观，本来漆黑一片，此时亮起了数不尽的防风灯；灯光下，有蜘蛛网和咖啡壳在厂房里飘荡飞扬；无数黑色面孔围在烘干机的周围，虽然满是焦灼，但也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此时此刻，我们的工厂宛如埃塞俄比亚人耳垂上的宝石，在非洲大地浩瀚的夜幕中，闪闪地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样的醉人美景，不会自己来到。女性对这种生活的选择，往往是逼出来的。如果布里克森能够吃苦耐劳地耕耘咖啡园，能够悉心地照顾自己的妻子，凯伦还会百分百地投入到繁重的劳动中吗？显然没有这样的可能。她会像肯尼亚的其他贵妇一样，在一场场沙龙、酒会、家宴中忙个不停，充当合格的上流社会的女主人。我们从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小说《达洛卫夫人》中不难看到上流社会的贵妇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在每天的腐败、谎言、闲聊中逐渐失去。”幸福与不幸的逻辑转换就是这样吊诡：很多人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生活富足，最后却感到人生空空如也。有的人被生活抛入绝望，却过出了诗意。《走出非洲》写出了一个走出常规的女性，而且写出了独特的幸福体验，拥有了自己的天地，这是所有的物质丰足、所有的爱情甜蜜都不能比的。在这样的体验面前，一切痛苦都值了，个体微小的生命融化在永恒中，时间不再粗粝，空间一望无际。

这不仅仅是这部小说中的女主角凯伦的感觉，所有融入土地的女性都会产生这样的改变。小说中瑞典中年女性英格里德的父亲和丈夫都是瑞典军官，“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她在恩乔罗有一座农场，偶尔会从农场抽身一两天，不去管她的火鸡或水果蔬菜，来我的农场上做客。她像奴隶一样在地里勤奋劳作。在和这种生活做斗争的过程中，她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农场，爱上了她的牛和猪，爱上了这里的土著和蔬菜，甚至爱上了这片非洲土地上的土壤。”她热爱农场到了狂热的地步：“为了这片土地，她甚至愿意把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都卖掉。”凯伦与她交往，无比享受这“美好的时光”。凯伦与英格里德正是现代社会的新型女性关系，她们互相鼓舞、互相扩大，如大颗的雨点打入河面，一圈圈相连。

正是因为有这样心路漫漫的体验，凯伦在大火烧了咖啡园，不得不离开肯尼亚的前夕，也充满着自立于大地的自豪感。她内心沉淀着岁月的磨炼，“慢慢地才意识到，很可能这一幕就是我所寻求的答案，而且是最为纯粹的精神层面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尊重，变得与普通人不一样，虽然方式有点怪异。我朝着某些力量大声呼喊，这些力量反而比我自己更加重视我的尊严，它们怎么可能给出其他答案呢？”她甚至消融了女性最敏感的时间感，走出非洲之时，也走出了时光的囚禁，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凝固在顿悟的一瞬：“为了赎回自己的人生，我一次次地放弃自己拥有的东西，到了最后变得一无所有，我自己本人倒变成了最微不足道的东西，被命运抛弃。那些天正好是满月。月光照进空荡荡的房间，在地上留下窗上的图案。我想，看着这间屋子的月亮或许正在好奇，在这样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我还要住多久。‘啊，不对，’月亮却说，‘时间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时间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句话彻底走出了个体的封闭，看到了生命的无限。人的一生，就像是地表上一道浅浅的笔痕，地球轻轻一转，就消失了。我们不需要把自己放得那么大，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尺度上，打破那些得失的纠缠，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融入丰袤的万物生长。男人如此，女人亦然。

书 籍 分 享 公 號：Q L S F 6 8

凯伦的艰难转变：从收获男性，到收获大地

上一节我们讲到，凯伦在离开肯尼亚的时候，她心里有一种与日月同在的东西，甚至可以说生命回归到了宇宙里边。一个女作家，写出如此的永恒性，跨越了凡俗的时间和空间，非常了不起，也十分难得。

《走出非洲》没有一般长篇小说的复杂情节结构，它的故事本身是很简单的，整本小说像一篇长长的记事散文，类似一部回忆录。而且还有意识地回避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没有写她和丈夫布里克森之间的情感伤痛，这个丈夫好像消失了一样，又好像只是一个隐约存在的背影。也许这是作家的一个难言之隐，虽然由于无法从正面描写，但从另一个隐形的角度，更深地表达出内心的痛苦。这样的写法，可能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走出非洲》中没有常见的“男主人”，少了一个“顶梁柱”式的男人，反而更能凸显女性独立奋斗的力量。凯伦当初为了一个“男爵夫人”的头衔嫁给了布里克森，这个庸俗的起点，却在婚姻的断裂中一步步迈向了精神独立。在现代社会，常常有这样的事：庸俗的人生欲望把人带入了一个不一样的生活，顶着逆风却达到了纯净之地。哥伦布当年迎风远航，起初的目的是为了发大财，他哪里知道，他的个人欲望推动的冒险之旅，打通了五大洲，开创了人类伟大的大航海时代。心怀财富之梦的男性在全世界到处跑，女性也随着男人走向全球化，默默地充当配角，打理家庭事务。女性殖民者一般来说不会介入社会公共事务，也不主导大规模的生产，但是在《走出非洲》中，一切都不一样了，凯伦没有男人可依赖，她必须放下情感，将自己变成一个超越性别的人，去应对咖啡园的大量问题，与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如此一来，凯伦彻底走出了传统女性固守的私人领域，获得了多样丰富的社会关系。哲学家说，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凯伦的生命内在完全变化了。以往的很多小说，女人一旦遭遇丈夫的“不爱”，生命立刻变得空白，变得尖锐而痛苦，酗酒啊，歇斯底里啊，甚至与人私奔。总而言之，不是毁灭，就是脱轨。但是《走出非洲》探索了另外一种可能，写出了一个女人在忘我的投入中获得了新生命，在艰难中爆发出人生的创造性，这是前所未有的女性文化变革。

我们还要注意到，凯伦的独立精神也包含丹麦民族气质的熏染。凯伦的这个家庭，从祖父到父亲都有探险家的胆略。这和丹麦这个国家的历史背景有关。现代丹麦尽管不大，但是它的历史却不平凡，它的民族来源，很大一部分是维京人。维京人（古挪威语：víkingar）是什么人？在欧洲历史上，“维京人”是中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北欧入侵者的称呼，主要是指来自挪威和丹麦的北欧人。维京人也被称为北欧海盗，擅长挥舞战斧，驾着帆船游荡在欧洲大陆、北极、北美洲，到处抢夺，甚至大量贩卖俘虏发财致富。丹麦曾经有过一个雄霸天下的海盗时代，大约公元700年开始，一直到公元11世纪，将近300年的时间，丹麦的海盗十分厉害，被称为“维京时期”(Viking Age)。不光欧洲大陆受不了他们，最后连英格兰都吃不消了。怎么办呢？11世纪的时候，法国国王最后想出一个无奈的办法，把法国西北部诺曼底附近的一块地方送给维京人，让他们定居下来，成立一个叫作丹麦的新国家，不要再惹事。这一招很灵，维京人终于安生了。知道了这样的历史，我们就不难理解丹麦的文化其实是很有闯劲的，女性在这种文化中处于弱者，不显山不显水，但当她们失去了依靠，血液里面的维京人野性遗传燃烧起来，这些女人绝地反击的劲头，必然是十分强劲的。

当女人自己走出家门，不再跟随在男人的身后，第一个感觉往往是耳目一新，她们豁然看到一个阔大的时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空间和心理时间，女性往日局促在琐细的家庭事务中，会把各种家庭用物看得很重，不停地购买形形色色的“必需品”，将屋子里填得满满。而凯伦在走过辽阔非洲之后，终于明白生命最重要的是自由，是人与大自然的心灵之约。她在离开非洲时，“把所有的家具都卖掉”，只是“把自己所有的书都放进了箱子里，平时就坐在上面，也会把它们直接当餐桌用”。然后，“房子慢慢地变回了它原本的样子，看起来像头盖骨一样高贵。里面凉爽宽敞，带着回音，房前草地上的草长得跟台阶一样高。最后，屋子里终于什么都没有了。凯伦想这种状态要比之前的更适合人居住。她对法拉说：‘我们真应该一直保持这个样子。’”这是女性生存的新感觉，超出了日常的边界，停留在传统惯性中的人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庄子在《秋水》中写道：“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说，对井里的蛙不可与它谈论关于海的事情，是由于它的眼界受着狭小居处的局限；对夏天出生死亡的虫子不可与它谈论关于冰雪的事情，是由于它的眼界受着时令的制约；对见识浅陋的人不可与他谈论关于大道理的问题，是由于他的眼界受着所受教育的束缚。在辽阔的非洲生活过后，关于家是什么，凯伦·布里克森有了新定义，那就是精神的自由之所，《走出非洲》中要表达的，是如此强烈的现代女性意识，实现了巨大的视觉转换。在这样的新视觉中，凯伦不再想写一个女人依偎在男人身边的“幸福故事”，更不会去费力编造起伏跌宕的情感传奇，那都是小聪明，她要带着我们去看一个女性视野中的新世界。

这个女性新世界最鲜明的标志，是凯伦对于非洲本土文明与外来欧洲文明的敏锐观察。她对大自然的描写雄浑壮阔、色彩绚丽，淋漓尽致地释放出这片土地的地理之美。小说里有不少篇幅近距离地描写了肯尼亚大群大群的野生动物，书里这样写道：“我见到过一个水牛群，一共有129头。它们通体黑色，体型巨大，像是很多铁疙瘩，头上的角威猛有力，不断地在水平方向摇晃着。它们一头接一头地从古铜色的天空下走过，走出晨曦中的薄雾，看起来好像不是一步步接近我，而是就在我眼前突然被创造出来，然后被派到了凡间。我也见过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穿行的象群。阳光透过繁盛的藤蔓斑斑驳驳地洒下来，象群缓缓地向前行进，好像是要去世界的尽头赴一场约会，看起来极似一条放大了的波斯地毯边线——地毯古老且价值连城，边线由绿色、黄色和深棕色渲染而成。我还多次见到过横穿平原的长颈鹿队伍。它们浑身散发出一种奇特的、独一无二的、植物式的优雅，就好像不是一群动物在行走，而是很多花朵在缓慢移动。这些花朵硕大无比，非常罕见，带着长长的茎和斑点。我也看到过两只犀牛在清晨漫步。晨间的空气太过寒冷，它们的鼻子有点受不了，总在那儿吸气喷气。它们像两颗有棱有角的巨石，在长长的山谷里互相嬉戏，一起享受着生活。我甚至还见到过高贵的丛林之王——狮子。有时是在日出时分，当弯弯的残月还挂在当空时，草丛在月色下泛着银光，平原一片灰蒙蒙，狮王猎杀归来，满面红光地穿过平原，向家的方向走去，像一道黑线一样从草丛中掠过。有时是在正午时分，狮王的家族躺在低矮的草丛里午睡，它就躺在正中央。我还见到过它躺在自家非洲花园的金合欢树树荫下小憩，树荫面积巨大，地上柔软无比，躺在上面如在春日般凉爽。”这样壮观的非洲自然视觉，在凯伦之前的女作家作品里是从未有过的，非常原生，非常美丽，非常野性。

我们应该注意到，凯伦写这些动物世界，写这个自然背景，有她历史的批判性。工业革命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迅速向全世界蔓延，蔓延的时候带着一种“欧洲中心论”的优越感，殖民者认为历史就是不断地从原始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西方人带来的仪器、工程设备、科学知识，甚至那些屠杀了无数原住民的火枪大炮，都是欧洲先进的证明，非洲土著应该顶礼膜拜，他们的命运必须听从殖民者的安排。这种欧洲中心主义，自然也是欧洲男性强权的延伸，对殖民主义正当性的歌颂，就是对西方男性权力全球化的肯定。这种支配欲的膨胀，本质上是无尽的占有欲，背后是庞大的工商业资本的贪婪推动。凯伦·布里克森对肯尼亚乃至非洲的原住民境遇无限同情，以独立女性的视角写出了自己的观察。尤其是对于肯尼亚土著人的生动描绘，熠熠生辉，让人赞叹。

凯伦笔下的原住民，有着与欧洲人迥然不同的智慧，他们的脑回路布满直觉和感应，而不是西方人的刚性逻辑。“如果你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也不可能直接告诉你。比如，你如果直接问他，你有多少头牛，他们会故意逃避着回答：‘就像我昨天告诉你的那么多。’欧洲人觉得这种回答很伤感情，但这种直接的询问同样也会伤到土著的感情。如果你死缠烂打地问下去，非要他们解释自己的行为，他们会尽可能对你让步，让你陷入一种古怪的、可笑的空想中，把你引入错误的方向。”凯伦一开始感觉是这些原住民害怕西方人，因而故意含糊其辞。但后来她明白，“这些害羞的人并不怕我们。他们的危险意识要比白人差很多。在游猎的途中或在农场上面临险境时，在我和身边的土著伙伴们眼神交汇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他们好像在猜测为什么我会对面前的险境如此恐惧。这让我觉得，或许对于他们而言，生活已经融入了他们的每一颗细胞中。他们就像是深水中的鱼儿，完全无法理解我们对溺水的恐惧，而我们是永远都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笃定，之所以能拥有游泳这项技能，大概是因为他们拥有着一种特殊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即使是我们最古老的祖先，都不曾拥有过。在地球的各大洲中，只有非洲会这样教你：神和魔是一体的，它们是世间最高的权威，永生不灭且共生共存，永远都不会单独存在。非洲土著人不会糊里糊涂地看待他人，也不会孤立地看待事物”。凯伦在这里写的是人类文明的多源性，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今天衡量一个现代人的精神含量，首先应看他能不能容纳这些差异，能不能对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差别有真诚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