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说

第三章 明日派对（第17页）

“是啊。我也觉得艰难，但我会这样去做的。”潇潇说着，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而我看着河水，感到就快下雪了，河面有些地方结起薄薄的冰。我不知道潇潇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他又陷入忧心忡忡的状态，为了一些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但是我对他说：“我明白。我理解你，我也是这样想的。”

五点半以后天便彻底暗了，我们爬下防洪堤，穿过瓦砾和杂草，在附近的公交站等车。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远，站牌上全部都是不认识的路线。随意跳上一辆开往人民广场的车以后，车上没什么人，我们占据了整个后半部分的车厢。沿途荒芜，一路都是巨大厂房，衬托着冬日的无边无际。司机有时候接连几站都不停，有时候又在一站停很久。车再次停下的时候，潇潇突然跳起来，说他要下车，然后他便真的下车了。下车以后他没走，车也没有开，我觉得那是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我和王鹿看着车窗外面，除了夜晚宽阔的沥青道路，和几株不知是否能熬过冬天的小小树苗，什么都没有。我想潇潇根本不住在这里，他只是非常擅长以各种方式道别。后来车终于开了，引擎振动着，潇潇站在原地点了一根烟，朝我和王鹿挥手。我又扭头看他，很快就看不见了。

春节之后我和王鹿振作起来，试图自己去解决广告和钱的问题。然而这次面对的困难与以往不同，我们向来对更为庞大的系统和结构不屑一顾，缺乏基本认知，因此付出的努力毫无章法和方向，幼稚可笑。每次与专业人士沟通之后，挫败感都在加剧，写给各类唱片公司和文化公司的邮件也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回复。我们陆陆续续去了一些酒吧和俱乐部，有时与那里的人开怀畅聊，结果他们往往比我们更需要钱和帮助。这种情况持续着，直到潇潇工作的俱乐部正式开张，邀请王鹿和乐队去演出，回来以后他们对那里赞不绝口。据说俱乐部老板野心勃勃，想大干一场，一口气签了不少乐队，给的条件相当优厚。他对我们的节目也很感兴趣，说好等到三月份，日本那边的投资人过来，我们再一起谈谈赞助的事情。但他希望我们在此之前能做出两期分量重的节目，作为谈判的筹码。

我和王鹿不喜欢准备筹码或者被人当作筹码，但张宙的节目停播激励了我们，怀着决心，与沉重的东西作战，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正逢罗大佑在广州开完演唱会以后来到上海，三月初要在同济和华东师范大学做两场音乐讲座。我们向欧老师申报了选题，同时联络唱片公司进行采访。

采访被安排在同济讲座之前，我和王鹿提前到达，在教学楼的一间会议室里等待。罗大佑准时推门而入，跟随着两三位工作人员。他穿着朴素的深色夹克，精神抖擞，两手空空，我却立刻辨别出一些难忘的东西。他坐下之后又起身，打开窗户，窗户对着操场，他问我们能不能去那里采访。

于是他撇下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穿过操场，在领操台上方的看台坐下。我和王鹿重新支好了录音设备，从耳返里能听见远远的欢呼声和口哨声。罗大佑说话的声音像一只从低空掠过的大鸟，舒展着翅膀。那段时间他搬到北京居住，往返于北京和香港之间。王鹿和他聊起北京的事情，城中村的奇崛，四处都在挖掘和建造的大型工地，但是冬天的北海公园总是那么美。说到这里，我们每个人都点了一根烟。风有一点料峭，有一点暖和。

“你还记得二〇〇一年上海的那场演唱会，结束之后你做了什么吗？”我问罗大佑。

“我坐车回酒店，经过衡山路，听到路边有人在合唱《未来的主人翁》，非常想要加入其中。”他回答。

“我俩是在那天认识的，在那场演唱会上。”我说。

“真的吗？友谊万岁。”罗大佑说。

“友谊万岁啊。”我们说。

直到我和王鹿离开学校，才感到自己做了一场庞大的好梦。我们内心澎湃，无法平静，于是回到电台彻夜剪辑录音素材，最终剪出上中下三集节目。除了有罗大佑的采访之外，我们还将在台湾录制的素材也加入其中。那些素材里有大安森林公园里的演出片段，朋友们在排练房和露台的聊天记录，音像店里播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民谣，荒野里飞机引擎的轰鸣。等我和王鹿从剪辑室出来，清晨的马路上空空荡荡。我们在高架桥下走了一段路，没有车，工地的机器仍然在休眠中，王鹿大声唱着——

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

这期节目在全国广播大奖赛中获得了十佳节目的奖项。小皮将节目压制以后上传到论坛，在其他各个网站和论坛间被转载无数。有一间新成立的唱片公司因为从节目里听到台湾乐队的小样，通过我们联络他们，很快与他们签订了唱片合约。正好他们没能在那场重要的乐队比赛中获得头奖，与奖金失之交臂，于是干脆卖掉了摩托车，三个人搬到了北京，住进鼓楼附近的胡同，一边录制唱片，一边演出。正好我和王鹿要去北京领奖，便和他们说好在北京见面。

然而到了四月，SARS在北京全面爆发，学校停课，部分工厂停工，颁奖晚会取消了。接下来上海也受到了影响，政府借此对全市防空洞进行整治，扫除顽疾，驱逐了大量地下人口和设施。服装厂因为非法运营和劳工问题被整个端掉，一百台缝纫机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陈浩趁机用极其低廉的价格盘下服装厂被清空的几间房间，改造成排练房。他预言从现在起，直到奥运会，将迎来一场文艺复兴。

然而不久上海所有乐队的演出和排练都停了下来，不少俱乐部和酒吧因为生意惨淡而歇业，也包括潇潇工作的俱乐部。

据说日本方面已经撤资，值钱的设备被连夜运走，之前签下的乐队除了预付款之外，没有拿到任何演出费用，滞留的员工也被拖欠了两个月工资。王鹿和其他几支乐队接连几天去俱乐部催讨演出费，但老板始终不见踪影。僵持几天之后，大家撬开了酒柜，合力喝空了那里最贵的几瓶酒。

我和王鹿也失去了原本说好的广告赞助机会，但电台领导依然重视节目所得到的奖项，几次找我和王鹿交谈，数个小时，讨论未来构想。我们做出一些计划，结果却并不理想。我想，在与商业和体制的冲撞中，我们完全暴露出最软弱和虚幻的部分。不久之后，电台作出决定。首先，加大投入，将节目打造成电台青春品牌。从暑期开始，每周一三五在黄金时段直播。其次，由广告部专门负责节目的广告合作和冠名。并且，与王鹿签署正式员工合同，接下来会有另外一位有经验和声誉的主持人与她搭档。与我的临时合约将在八月底节目改版前到期，之后我不会再参与节目的制作。在正式发布通告之前，欧老师将这个决定转述给我和王鹿。她的表达相当谨慎，不断停顿，但我感激她没有对我表现出遗憾或者同情，她的温柔和决断一如既往。

“我们其实早就讨论过关于结束节目的事情。但不是以这样的方式。”王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