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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明日派对（第13页）

“如果停播，整个论坛的人都要去电台门口游行。”

“感人。”

“我觉得那场游行会像伍德斯托克一样。”

“我不应该在录音室里哭。我总是这样，太软弱了。”

“不是这样的。你说的那句话激动人心，大家都会记得。”

“其实就算现在被停播也没有什么，现在结束，可能是最浪漫的。”

“嗯。就像是在战场上突然死去的年轻人。”

然而一个星期以后，我和王鹿回到电台，想象中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直播正常进行，除了唱片被没收之外，我们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也没有任何人找我们谈话。相反，不久之后，台湾的联谊电台邀请两位主持人去台北和几位年轻音乐人做一期节目，聊聊两岸摇滚乐的近年发展，欧老师决定将我和王鹿派去台湾。这期间，我们有好几次想找欧老师谈谈，但欧老师或许是完全忘记，或许是认为不值一提。有时候我们说起，她想一想，似乎并不理解我们在说什么。我想不是她不愿意与我们交谈，而是她心里想着其他事情，却不想向我们提及。直播一期期继续，再也没有陌生人闯进录音室，但我想，无论是我还是王鹿，都在等待着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与此同时，台湾的签注流程极其复杂，但我们积极准备材料，不厌其烦地在各种机构排队，最终得以在十二月底成行。

我和王鹿提前一周来到台北，住在西门町的青年旅馆。同住的还有一对来自台南的情侣，两个日本学生，以及一个看起来已经逗留很久的美国人。旅馆便宜整洁，仅有的问题是半夜摩托车的啸叫，以及派对归来的人外放的摇滚和饶舌音乐。其他人抱怨连连，只有我和王鹿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不为任何事情感到困扰。

我们每天早晨先在门口便利店买两个饭团，然后坐捷运去师大附近淘唱片。那片区域有不少开在地下室或者阁楼的二手唱片店，老板普遍为人宽厚，除了特别珍贵的版本不能拿出来，多数唱片可以试听。我们坐在地上，抱着纸板箱，各自戴着耳机，找到好东西就互相交换。电台给的津贴相当有限，我们精打细算，拿在手里的唱片都舍不得放下，常常从狭窄的楼梯爬出来，外面天光已暗，而马路上游荡着成群结队的年轻人，看起来全都像是张震岳歌里唱的那样。晚上如果不下雨，我和王鹿就带上啤酒和可乐，去旅社的露台聊天。天气不冷也不热，有些潮湿，旁边有橄榄树、柚子树和榕树。我们仔细回顾白天听过的唱片，总在懊悔没有买下的那一张，叹息着发誓，明天醒来便立刻回到店里去。

工作完成得很顺利，我和王鹿在电台节目中结交了乐队的新朋友，一个吉他手兼主唱、一个鼓手和一个什么都会的女孩。他们邀请我们去看他们的演出。演出在大安森林公园，我们早早来到公园门口与其他人会合，有点冷，但是他们扛着设备和一箱啤酒，男孩都穿夏威夷衬衫和拖鞋，女孩穿低腰牛仔裤，扎着头巾。傍晚的公园非常热闹，一大群人聚集在同一棵大树底下看鸟，我们也跟着驻足观望，有个阿伯给我望远镜，解释说一只小鸟正要破壳而出，我接过望远镜看了很久，什么都没看见。乐队演出在水池旁边的一片水泥空地，几个人分工明确，动作利落，很快就搭建好了设备，女孩摇着沙铃，塑料桶也成为打击乐，歌曲旋律无忧无虑，整伙人仿佛常年流浪的马戏团，是我和王鹿从没经历过的气氛，又朴素又疯癫。四周鸟语花香，这时候天也暗下来，看鸟的人从树下散开，又聚拢到舞台周围，台上台下的人都在喝啤酒，跟随节奏晃肩膀和抖脚，这样没出半个小时就引来两位警察。然而两位警察态度温柔，循循善诱，非但不着急赶人，反而也跟着一起晃肩膀和抖脚。于是乐队又格外卖力地演唱了两首歌才散场，把周围的垃圾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警察和我们其他人也一起帮忙。

第二天下午他们三个骑着摩托来旅馆接我们去看飞机降落。我和王鹿坐在男孩的车后面，女孩则带着一只小狗。我第一次坐摩托车，克服了最初的紧张以后，周围风景浮光掠影，感到我和朋友都像是青春片里的人。我们在松山机场后面的荒地里打转，往返几次错过极其不起眼的标志，之后经过一条颠簸的小道驶入停机坪背后腹地，直到被铁丝网和植物挡住去路。路边零零散散站着一些等待的人。风很大，把树枝、野草和人都吹得东倒西歪。他们说天不好，云层太厚。很快所有人都朝一个方向仰起头来，第一架飞机出现。先是远处云层里闪烁的机翼灯，接着飞机慢慢显出形状，不疾不缓地朝我们的方向接近，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在大风中左右摆动着保持平衡。从头顶低低掠过时，我不由自主地俯了俯身。后来我们纷纷拿出零钱来打赌，从机翼灯来判断是大飞机还是小飞机。有时一架庞大的空中客机轰鸣着降落，大家都张大嘴巴，默不作声，仿佛置身于抹香鲸的肚子底下。

晚上我们一起去了乐队排练房。排练房在普普通通的居民楼里，电梯很窄，只能面对面容下四个人，提着乐器和音箱的话就得分批乘坐。那里原本是鼓手自己家的屋子，走廊里堆满东西，得侧身挤过，窗户和门都加厚了，四面墙壁和天花板贴满吸音棉。冰箱里都是啤酒，地上都是烟屁股。我和王鹿坐在窗边，对面的楼房窗户闪烁着各种霓虹灯广告，贷款的、卖机票的、辅导功课的。他们排练的新歌和昨天在公园的演出完全不同，随手拿起来的生活用品都被当作打击乐器，相当朋克，又极其嬉皮。窗门紧闭，噪音轰鸣，我很快就热得透不过气来，并且感到整栋楼都在摇晃。等吉他暂停的间歇，我们才反应过来，外面的人已经快把门砸烂了。开门以后外面又站着一位警察。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去参加比赛？又有人报警。”警察问他们。

“下个月。放心吧，等我们赢到奖金以后就去租真正的排练房。”鼓手说。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去乐器行排练，但那里计时收费，而且还得排档期。”吉他手说。

“你们要注意音量啊，练得那么辛苦，总被开罚单得不偿失。”警察说着开出一张罚单。他们接过罚单，然后女孩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给警察，警察摆摆手和他们道别。

“我们正在准备参加一个乐队比赛，要是得到大奖，扣税以后会有十七万台币的奖金。我们每个人分一万块钱，剩下的就可以存起来当作乐队的基金。等你们再来的时候，我们肯定已经找到了更稳定的排练房。”吉他手转身告诉我们。

“你们好像赏金猎人。”王鹿说。

“这个称呼好酷。”女孩说。然后他们关闭了效果器，打开窗户。外面是马路上摩托车的洪流，他们在音箱里放起轻柔的古典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