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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亲密：从正义到爱（第4页）

我在第二章里说过，和其他人不同，我的人生是从童年的公共世界迈向了成年的私人世界。所以我的成长经历就像从宇宙走向了炉台一般，而不是反过来的。我和其他人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亚洲社会里——比如印度和中国——男人年轻的时候就应该热衷于江山和美人，一旦上了年纪、心境变得恬淡，就越发亲近自然，在自然中体验美感和乐趣。但我的人生经历却不是如此的。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青睐于自然之美。毕竟，我是个地理学者，年轻时曾在沙漠和潮湿的热带地区做过田野调查。我的肉体也曾盈满过冲动，但这些冲动却化为一种异乎寻常的能量涌向了大地的神秘和美感。

在50岁的时候，我体内的机理肯定发生过一次变化。从那时起，大地上的壮观景色，像高山、平原、城镇、古色古香的店铺、高耸入云的大厦等等，都无法再激起我的兴奋感了，它们变成了我思考的对象。甚至作为一名地理学者，我的兴趣点也越来越转向了观念和概括性的事物，而非具体独特的事物。进入中老年期，那种想要四处旅行、看大千世界的冲动消失了，因为我已经看过了这个世界，尽管不是全部，但我可以问：再去更多的地方意义何在呢？难道我真的需要去看看月光下的泰姬陵或朝霞里的喜马拉雅山吗？没有这些经历，我的人生就不完整了？进入中老年后，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一个希腊人，像苏格拉底或柏拉图那样的希腊人，使得我的激情朝着极致的美奔流而去。这样的美包括上方的天堂和地上的人类个体，而不再是那些中间尺度的可爱事物——社会、景观和地方了。

当然，苏格拉底不会使用文绉绉的词语，他不会说“人类个体”，而只可能说“男孩子”。在古希腊社会，同性之间的相互吸引是比较公开化的。而在我们社会里却不是如此，尽管同性恋群体在法律和社会里的接受度在不断提高。但我仍十分相信的一点是——尽管此观点让支持同性恋的政客们难以接受——无论社会变得多开明，同性恋都将被持续看成是特殊的，不仅就整个社会而言，就连同性恋者本人也将如此。只要他们曾经被多数人指为异类，而且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觉得自己不同于普通人的话，那么这些人终将无可避免地沦为特殊群体（但并非特别优秀的那种特殊群体），并感到有那么一些不自在。相反，只有属于常态或令人钦佩的特殊群体（比如军人）才会让人觉得轻松自在，才不会产生防御心理。然而，与其他少数族裔、文化群体和种族比起来，同性恋者是让人觉得最边缘的群体。他们总体相似度最低，并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情结，因为他们的对立面不仅是普遍的生理现实，而且这种生理现实还夹杂了太多的文化成分，这些文化成分的声量在不断变大，人们对其投入的技术和热情也在增加。

在生理上，人类是借助夫妻关系来繁衍的物种，他们（她们）的身体也是依据此目的而生成的。在文化上，大多数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在庆祝着异性之间的爱情与结合。几千年的艺术、音乐和文学，以及到现代才出现的电影、电视剧都在传达着同一个信息——罗密欧和朱丽叶相互拥抱时的自然而然、琴瑟相和。那么，倘若一个爱慕男性的男子在读到约翰·厄普代克创作的异性恋的欢乐颂时，怎么可能会没有一丝格格不入的感觉和难过，没有渴望抗议的冲动——但同时又觉得如果抗议的话会显得有些过分，进而犹豫不决呢？

晚上，我打开电视看奥运会的花样滑冰比赛，被双人滑中男女运动员的那种本真的诗意所折服。每个性别都有各自的身形特征和生理角色，但又相互搭配、彼此互补、共享愉悦、相辅相成，一起构成了同一个物种。他们就像一对伴侣从冰面上轻快掠过，彼此缠绕在一起，一种源于远古动物性的纯真生命力蓦然涌现出来，继而可以追溯到藻类和植物产生出两性分异这一里程碑，令我欣喜若狂，欲高声欢呼，全然沉浸在了滑冰选手、人类和自我三者促成的不能自已当中，仿佛一股暖流从巨大而昏黑的寒冷空间里勃发而出。

在澳大利亚上学的时候，我被一个男孩子吸引了。这件事并没有让我警惕自己的性取向，因为其他男生，特别是年长的男生也被他吸引了。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位校友。他长得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年轻，容貌柔和纤弱，但并不娘气。他的朱唇皓齿经常微微张开，又面若桃李，美目盼兮，金色的头发蓬松着。但是，我的心绪却萦绕在了另一个男孩子身上。他拥有一股运动员般的时尚美型，就像一台加满了油的运动机器，和前面那个男生不是一个类型的。那时候，我简直无法说服自己，认为这样的爱慕只是对女性渴望的一种替代而已。有一次，他来到我的课桌边，我们聊了一会儿。他伸出一只手掌，让我把手也放在那上面，我照做了。他只简单地说道，我的手很小，像个女孩儿的手。之后，仅此而已，也没有发生欺辱和霸凌。1946年，我父亲调动工作到马尼拉，我坚持要随同母亲和妹妹和他一起去。与另外两个兄弟不同的是，我丝毫不愿继续待在这所男子学校里当一名寄宿生了。我也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只是预感到，如果继续待在这样的环境里，那股诱惑或者诱迫（或两者兼有）——一种害怕到难以言状的情感——将毁了我自己。那年我刚15岁。

男人总是会望眼欲穿地面对女人，要么垂涎三尺，要么满怀钦佩。在西方社会里，男人（也包括女人）可以自由地颂扬女人的美貌，但反过来却不常见——但现如今因为性别解放运动，女性也可以毫不羞涩地向男性献殷勤，也可以毫不在意地评价男性的身体魅力了。而在私人的书面文字里，女性就不再显得沉默谨慎了。毕竟，不管社会风俗是否认可，女性被男性吸引都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我还曾经常羡慕过她们拥有的这种自然权利。爱丽丝·亚当斯(Alice Adams)写道：“在（灰狗巴士）的过道另一侧，我注意到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俊美。他睡得正香，是一个金灿灿的男孩儿：金色的头发、褐色的皮肤，大而美的手轻轻地搭在膝盖上，修长的大腿穿着一条柔软而漂白的牛仔裤。我几乎不敢直视他，如果我盯着他看的话，可能会把他惊醒。那时候，他会在我脸上看到的，绝不是情欲，而是对他完美长相无边无际的倾注，就仿佛他是一尊黄铜色或黄金的雕像一般。”

我之所以一直阅读女性作家埃利斯·彼得斯(Ellis Peters)的“卡德法尔修士”(Brother Cadfael)系列小说，是因为里面有英雄般的年轻男子。在其中一辑里，卡德法尔的私生子被描述成“玉树临风、一表人才”的形象。在创作这个系列的另一辑小说时，彼得斯已经70多岁了，她让自己处在一名年长女性的视角去小心翼翼地观察这位年仅18岁的骑士护卫——卡德法尔：“他矗立在插着旗子的壁炉前，壁炉里烈焰腾腾。他的一条胳膊上挽着斗篷，兜帽垂在手边。火光把他轮廓分明的脸照成了金黄色，显得英气逼人……唇红齿白处露出令人迷醉的微笑，显露出他心底至深的快乐。亚麻色的发丝垂向脸际，又在颈背处娴雅地蓬松着，这便是年轻男子最美的极致。”

海伦·凯勒(Helen Keller)也写过类似的狂热颂词。她以一种诗性的精妙感知弥补了自己的失明：“与女性的呼吸大为不同的是，男性的呼吸通常强烈而充满生机。年轻男子的体味总是蕴含着一股强大元素般的，如同火焰、风暴、海盐一样的味道，并有着激越而起的躁动。它显现出了所有强壮、美丽和愉悦的事物，并给予我的身体感官以巨大的快乐。”

多萝西·戴(Dorothy Day)也强烈地表达过女人对男人的爱慕之情：“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我几乎每天都爱慕着他。我爱他所知晓的一切，又同情他所不知的一切。我爱他从毛衣口袋里倒出的各种零碎物品，爱他打鱼后带回来的泥沙和贝壳。我爱他躺在床上呼吸着大海味道时那个精瘦的身体，也爱他的正直性格和他固执的骄傲。”

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逝世于1859年，享年90岁，终生未娶。1959年，我刚好在巴拿马城参加一个洪堡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的公共讲座。196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院也让我来作一个开幕式演讲——这个开幕式是为一个以洪堡为主题的系列讲座预热的。我很乐意地接受了，因为这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得以重访心中的这位伟大人物。在我心中，亚历山大·冯·洪堡之所以伟大，原因很明显：他是现代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而我事业的起步便是自然地理学。他还对大地测量的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并首先运用绘画和诗歌的方式开拓了人的地理经验——感受、情感和观念，而这些正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起点之所在。人文主义地理学是我学术成熟阶段的研究重心。同时，我也钦佩洪堡身上那股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又是生命力），一种我显然缺乏，但对取得卓越成就而言必不可少的品质。洪堡年轻时就已涉足南美洲的热带地区，在难以想象的广袤领域里探险。到了60岁的时候，他依然精力不减，甚至穿越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两万英里去探求新的科学知识。

但洪堡身上有一个特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为什么不结婚呢？他是一个完全具备结婚条件的人——英俊，高贵，有学识，是著名的科学家。他也绝非一个排斥社会之人。他在巴黎经常出入各种沙龙和社交场合，身边也围绕着众多女性仰慕者——人们觉得，女性的陪伴可以疗愈孤独，比如一个人走在街上或待在房间里写作的时候。但答案却刻在了他的性格里。在卡洛琳(Caroline)写给她新任丈夫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文字里谈道：“亚历山大只能在与男性有关的事物里获得启发。我相信时间会证明我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威廉·冯·洪堡是比亚历山大年长两岁的哥哥。亚历山大21岁时，偶尔会在嫂子面前开开玩笑，说自己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大40岁的女珠宝商，而她也爱着自己，因为自己长着一个光滑而发亮的鼻子。但是卡洛琳并不傻，她知道亚历山大爱慕的其实是男性。凡是收到亚历山大信件的仰慕者，也都会极力掩饰他们对亚历山大的爱慕，就像当今学界都不愿意让这位享誉世界的伟大科学家染上污点一样——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曾称他是“最后一位博雅之士”。

亚历山大·冯·洪堡曾三次受困于（没有比“受困”更好的词来形容他的经历了）颇深的感情纠葛。第一次是在青少年时期，他遇到了心仪的对象——威廉·加布里埃尔·魏格纳(Wilhelm Gabriel Wegener)，一名和他年龄相仿的青年，钟情于神学。他们一直形影不离。当环境迫使他们分开的时候，洪堡接二连三地给他写信，表述自己的一往情深，欲与他长相厮守：“自从2月13日，我们许愿说要把这样的兄弟之爱一直持续到永远时，那一刻，我只觉得周围再没有谁能给予你所能给予我的一切了……当我反复思量对你的思念，渴望获知你的消息时，我确信没有任何朋友之间的爱可以超越我对你的爱。”洪堡还鼓励他研究植物和矿物，这样，好在将来某天一起去环游世界。

而更为热烈的一次情感事件出现在他25岁那年，当时，他已经是一位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了，在探矿和科研领域里都颇为卓越。他心仪的对象是一名不起眼的步兵中尉，比自己年轻4岁，名叫赖因哈德·冯·哈夫滕(Reinhard von Haeften)。当1795年哈夫滕结婚时，洪堡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好像他自己才是那个要宣誓婚约的人一样。之后的一年里，他在拜罗伊特(Bayreuth)的生活几乎每天都围绕着这对夫妇打转。后来，要维持这样的亲密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他自己也不可能一直待在这座城镇里。1797年1月，在严冬的某一天，洪堡绝望地意识到这位朋友迟早会离自己而去，于是他写下了一生中最动情，也是最充满情爱的一封信：

两年前，我遇见了你，从此，我们的命运系在了一起。我依然珍藏着那一天，你第一次对我吐露心意的那一天，又说，那一刻你获得了多么大的安慰。有了你的陪伴，我的日子变得不同，之后，我黏着你，就像锁链一般牢固。即使你要拒绝我，冷冷地看待我，就像看一个污点似的，我依然想和你在一起……我从来没想过要和你分开，我感谢命运，能让我在死前体会到两个人对彼此的生命有着怎样的意义。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你的爱和依恋却与日俱增。两年来，我对世上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心里想的全是你的快乐，你的陪伴，和你自己都毫不在意的那些满足。我对你的爱已不再是一种友情或兄弟情谊了，而是一种崇拜，一种单纯的喜悦，甘愿降伏在你的意志之下，仿佛你才是最高的律法。

第三次情感纠葛出现在1809年，40岁的洪堡遇见了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天才物理学家，弗朗索瓦·阿拉戈(Fran??ois Arago)，他们在科学和自由主义政治领域有着共同的热情。在洪堡充满钦佩的目光中，这位年轻的朋友显得既独特又无畏。再一次，洪堡发现自己又处于被征服的地位了。于是，他，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要么等待对方，要么讨好对方。每一次收到从对方那儿寄来的哪怕很简短的一封信，或是多日不见后的一次短暂的会面，洪堡都会开心得不得了。毫无疑问，阿拉戈这一方也是真诚地喜欢着洪堡，但是，他却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培养彼此的友情，因为，除了繁忙的科研工作和政治活动以外，他同时还是一个顾家的男人。洪堡真是可怜，他们不具备在一起的条件。到了老年，洪堡依然思维活跃，不断收获着来自各方的荣誉和尊敬。只是在感情问题上，他不得不在一段段零碎的关系中寻求满足。

1997年2月7日，我做了关于洪堡的讲座，其中没有谈及任何关于“心路历程”的话题——这是一个比较俗套的词汇，我故意借此来言及浪漫和情爱之事。我没有涉及这些事，是因为我想把重心放在洪堡的地理学贡献上，直接谈到了他的研究工作和卷帙浩繁的著作，以此来鼓励年轻的科学家，并鼓励人们去研究他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探索与政治建设。但在讲座的结尾处，我还是忍不住说道：尽管洪堡一生收获无数，受人赞誉，但他还是缺失了“一项人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可以在睡前和爱人一起吃点心”。

当然那时候，我想到的不仅是洪堡这一个人。当我讲述他的情感经历时，我心里想到的其实也并不是他。在我的人生里，毫无疑问我自己才是主角。我没有细讲自己的情感经历，是因为我希望能在心理上准确刻画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而不光是坦言自己在人生某个时期的某件往事而已，尽管它们也曾激起过我情感的波澜。我尝试着向诗人学习，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去捕捉人的情绪、感受、亲密或崇高的体验，那么，这就需要求之于间接的手法。我经常运用间接的手法来写作，也有另一个原因：这样的手法在我和所爱的人与物之间留出了距离，而我认为这样才是恰当的；哪怕是我极度渴望拥入怀里的人，我也期望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的距离？原因很简单，因为，与其说我是个中国人，不如说我是个希腊人，而且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那时候正崇尚青年人的美；还有另一个更吸引人的美，那就是宇宙之美。

如果离开了宇宙，或准确地说，离开了和谐自然和人类极致成就所带来的喜悦，我的人生将变得悲惨，活不下去。所以，地理学拯救了我。我可以自然而然地看见外面世界的严酷和丑陋，就像窥见我自己内心世界里的混乱无序一样。我甚至相信，自己的悲惨，自己无法改变的社会次等身份，以及外人对我的接纳，都得以让我洞察人类的悲惨，特别是那些零散破碎的少数群体里的悲惨景况。但是，我却不愿久待在那些阴影里——包括自己内心的阴影和世界的阴影。而我是否又在另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了——是否太过分沉溺于宇宙之美了？我是一个逃避主义者吗？我是否常把自己放在了一束光里，去表达人性中那些可能是最乐观的一面，并提醒周围总在关注事物阴暗面的饱学之士们：这个世界上依然存在着美与善的事物？其实我并不知道，又有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