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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治文化（第10页）

图4-7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

1793年，马戛尔尼（McCartney）觐见乾隆帝。双方就礼仪事宜产生多次争执，最终达成协议，英国作为独立国家，其使节行单膝下跪礼，不必叩头。

所以，文化差异造成冲突，这是一个不断上演的历史事实，而不仅仅是保守主义者的臆想。在一个全球化程度不高的时代，观念不同的人还可能相安无事，毕竟，大家相距遥远，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全球化则把远在天边的“异己者”带到了眼前。从经济上而言，全球化对于绝大多数人显然是好事，毕竟，全球化可以通过把蛋糕做大而实现双赢。但是，文化全球化则不同，因为价值观念常常只能非此即彼：你不能既认可同性恋的婚姻权，又反对同性恋的婚姻权；既认同退教权，又不认同退教权；既相信主权高于人权，又相信人权高于主权。这就是为什么文明的冲突常常到达你死我活的程度。2013年的一项皮尤调查显示，64%的巴基斯坦穆斯林，63%的埃及穆斯林，78%的阿富汗穆斯林认为退教——就是离开伊斯兰教——可以被判死刑，如此强烈的宗教情怀，一旦与宗教自由的世界观相遇，冲突可以说在所难免。

遭遇不但可能带来冲突，甚至可能会造成观念的两极化。这一点，我想所有在网上辩论过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前谈到瑞典的时候，我曾经讲到过一个概念——“文化反弹”。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为了抵御西化威胁，东方各国多少都出现了“传统复兴”现象；而最近20年移民难民浪潮的出现，同样也开始激发西方世界的右翼民粹主义，以此抵御他们心目中的“东方化”威胁。这种各自保守化的趋势恰恰是“文明遭遇”的阶段性后果。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我们谈到过的阿富汗，一个本来正在走向世俗化的国家，为了抵制苏联带来的极左意识形态，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狂热，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他国家可能没有那么极端，但是保守力量崛起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常见趋势，印尼、土耳其、印度、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国家都有此迹象。哪怕是中国，这些年对传统文化的强调，大家也都有目共睹。我记得我小时候，学校是不学《三字经》《弟子规》的，但是现在我女儿，小小年纪，在那摇头晃脑念：“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搞得我还得偷偷百度，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当然，对外来文化，各国的态度不一定仅仅是抵制，更多的时候是“半推半就”：一边抵抗，一边学习；今天抵抗，明天学习；一部分人抵抗，一部分人学习……这种半推半就的暧昧态度，其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所有文化都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变迁。但是，这种殊途同归的现象，是否意味着文化冲突不会爆发？有趣的是，未必。事实上，英格尔哈特和韦尔策尔的研究就发现，虽然世界各国民众都在或多或少向着更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价值移动，但是文化冲突的风险仍然可能增加。为什么？因为移动的速度不同。简单来说，如果跑在前面的人跑得更快，就算跑在后面的人和他方向一致，双方的距离还是会越来越远。遗憾的是，从“世界观念调查”的数据来看，这恰恰是当下各文明演进中所发生的情况。

总结一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我认为，在两点上是对的：第一，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政治文化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即使这种差异可能是特定政治制度、历史条件、经济水平等因素的产物，而不是什么亘古不变的“民族性”或者“宗教特征”，但是，作为一个因变量存在的它，也可能作为一个自变量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的稳定性。第二，在一个全球化加速的时代，文化差异可能带来激烈的冲突。哪怕我们都认为A和B都重要，但是，当你相信A比B重要，而我相信B比A重要，你我在一起生活，就可能出现各种摩擦。事实上，相互遭遇不但可能呈现矛盾，还可能造成观念的两极化。当代世界各国，无论东西，都出现了保守主义的复兴，就是这种两极化的一个表现。即使这种保守主义的复兴，只是文化演进大方向中的旋涡，由于不同文明演进的速度不同，文明冲突的风险仍然有可能不断增加。

认可上述两点，是否意味着认可亨廷顿的总体性判断，也就是说，一场东西文明的大对决即将上演呢？大家可能都看过《权力的游戏》，都知道这个故事的大致发展轨迹：一开始，是无数分散的势力相互混战，但是慢慢地，大鱼吃小鱼，合并同类项，最后演变成了小龙女和瑟曦在君临城的对决。其实，亨廷顿所描述的未来世界，有点像“权力的游戏”：不同文明圈大鱼吃小鱼，合并同类项，最终，世界格局走向the West vs. the Rest的对垒。国际格局真的会这样演变吗？未来世界真的会如此好莱坞吗？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我们下次课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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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ichard Wike, “The boundaries of free speech and a free press,”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Attitudes and Trends, Nov. 18, 2015.

25. 文明的冲突：一个过时的预言？（2）

上次课，我谈到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合理之处。第一，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政治文化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第二，不同的政治文化在相互遭遇时可能会发生冲突，而全球化的加速可能会使冲突也加速。但是，最后我也说到，尽管我认可这两个判断，但对亨廷顿所描述的“东西文化对决”，还是不认同。为什么？为什么亨廷顿的判断未必是一个必然趋势呢？

在这里，我先说出我的结论，然后再试图分析为什么。在我看来，冷战后，文化冲突的确越来越成为全球性政治冲突的一条主线，但是，对冲突的阵营，亨廷顿却产生了误判。冲突的双方未必是以“历史文明圈”为基础的西方与东方，而更可能是各个文明圈、各国内部的“现代派”与“传统派”。也就是说，这场文化冲突越来越表现为各文明圈、各国内部的“文化内战”，而不是不同文明圈之间的斗争。这当然不是说各大“历史文明圈”之间没有重大的政治文化差异，而是说在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历史文明圈”并非文化冲突的主要组织者。

好，我把我的结论已经说出来了，现在，我来解释为什么。

理论上，文化战争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文明圈之间，也就是同一个历史文明圈的国家联合起来，与其他文明圈展开斗争，比如，伊斯兰国家联合起来，或者儒教文明圈联合起来，对付基督教文明圈。这也是亨廷顿的论证方向。第二，国家之间，尤其是文明圈内部的核心大国，“代表着”各自的文明圈展开斗争，比如中国作为儒家文明的代表，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或者伊朗作为伊斯兰文明的代表，彼此为价值差异展开斗争。第三个层面则是国家内部，也就是每个社会内部出现激烈的文化冲突，现代派和传统派之间、进步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斗争。现在，我想依次分析这三个层面“文化斗争”的现状和趋势。

文明圈内部：离心力在增强

显然，在亨廷顿的书中，他的观点主要集中在第一个层面。在他看来，未来的冲突是以“文明圈”为阵营展开的。国家不再是斗争的主角，文明才是。

文明是什么？文明是超越了国界的文化共同体。美国和加拿大有矛盾，英国和法国有历史恩怨，但是，面对中国时，它们就是共同的文明圈。中国和韩国是两个国家，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也有不同制度，但是面对西方，它们同属儒家文明圈。伊朗和伊拉克打过仗，土耳其和埃及有各种纠纷，但是面对西方，它们同属伊斯兰文明。总之，兄弟可能打架，但是碰到外人时，他们还是会团结起来并肩作战。事实上，亨廷顿甚至认为，不但同一个文明圈内部会团结起来，儒家文明圈和伊斯兰文明圈也会策略性地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基督教文明圈。

乍一看，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也有现实的痕迹。比如，最近中美矛盾加剧，许多西方国家，虽然自己也和美国存在着种种矛盾，但是在中美之间，大多还是选择了美国这个“带头大哥”。加拿大，配合美国逮捕华为的孟晚舟；澳大利亚，要求WHO调查中国的新冠来源；英国，加入美国封杀华为；等等。另一方面，中国也似乎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与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更加紧密的纽带，让很多穆斯林国家乃至非洲国家产生了认同感。这似乎印证了亨廷顿说的“东西对垒”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