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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家建构（第9页）

前面两次课，我们讨论了国家能力的两个来源——战争与文官制。我们讲到，尽管不同国家的国家建构进程有早有晚，中间甚至可能差了一两千年，但它们的逻辑往往有相似性：战争的压力迫使国家一步步中央集权，在这个过程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形成一定疆域内的暴力垄断格局。然后，为了维系这个权力结构，国家往往要发展出一个庞大、细密的文官体系，在非战争状态时依然能够将一个巨大的政治体给“兜”住，以抵御“封建回归”的压力，也就是权力走向分散化、离心化的天然倾向。

这次课，我想切换视角，讲一个有点另类的“国家建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一个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国家——美国。

美国另类在哪儿？首先，另类在美国社会的“国家观”；其次，另类在它“国家建构”的道路。这次课，我们来谈谈第一个问题，也就是美国人的国家观；下次课，我们再谈谈美国的国家建构道路。

“反国家主义”的国家观

说到美国社会的国家观，我想从一个小细节说起。在美国生活过的人可能都注意到，美国人是没有身份证的。我们在中国生活都知道，身份证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方便，坐火车飞机、住酒店、看病、办各种卡，处处都用得上它。我们之前谈论国家能力的时候，也说到过，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它的信息能力，一个能力强大的国家，就是一个明察秋毫的国家，身份证的存在，帮助政府清楚掌握每个人的行踪。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居然没有身份证，这是为什么？

显然，不是因为它没有能力建立这个系统。美国没有身份证，是因为美国社会中有一大批人坚持认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身份证系统，会造成政府侵犯民众的隐私权。说实话，我不大能理解这种脑回路，但他们的逻辑就是：我不希望街上随便一个警察扫个码，就知道我住在哪儿；不希望一个公务员敲一串数字，就能查出我过去几个月的所有行踪；再说，我怎么知道政府会不会把我的数据和商业信息整合，最后告诉我，因为我银行信用记录不好，所以我不能拿到低保？总之，我不想在政府面前成为一个透明人。

所以，到现在，美国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有时候用驾照、有时候用社会保障卡，有时候用护照，信息很支离破碎，但是，与一览无余相对的这种支离破碎，正是他们想要的屏障。这两年美国各州为选举投票要不要证件打得不可开交，一个背景因素就是美国没有各州统一的身份证。

这个小细节当然不是偶然的，它体现的，正是美国人的“国家观”。什么国家观？用个简单的说法，就是“反国家主义的国家观”。美国人对国家、对政府的怀疑非常根深蒂固，可以说到了一种条件反射式警惕的程度。当然，左派和右派的怀疑，角度是不同的。右派对国家的怀疑，是认为“国家”这个单位太大了，权力应该分散在各州、分散在社会、分散在市场；而左派对国家的怀疑，则是认为国家这个单位太小了，人权高于主权，全球主义高于国家主义，用公民资格来排斥移民、难民，太狭隘了。不管左派右派在其他问题上打得如何不可开交，在对国家、对政府充满警惕这方面，这两派确实殊途同归了。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美国人的“反国家主义”政治传统，不仅仅是和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相比，而且是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哪怕站在西方传统中，美国人对国家、对政府、对权力的警觉程度也是非常突出的。何以见得？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美国的持枪权。大家可能知道，美国是西方国家里唯一允许持枪权的国家。我们前面在解释“国家”这个概念的时候说到过，国家的本质是什么？是暴力垄断。秦始皇上台后收缴天下兵器，浇筑十二个大铜人，正是这种暴力垄断“教科书式”的表现。但是，美国立国后，立刻确立了“民众持枪权”原则，也就是说，政府主动放弃暴力的完全垄断权，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纪律良好的民众武装是自由国家安全所必需，因此，人民持有并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受侵犯。”大家推敲一下这条修正案的字句，赋予民众持枪权，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打猎权吗？不是。是为了防止小偷入侵吗？也不是。是为什么？是为了保卫自由。更确切地说，是赋予民众武装权以对抗可能侵犯自由的国家权力。当然，这条法律的原意，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否还有价值，有很多争论，但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的医保体系。大家可能知道，美国也是西方发达国家里唯一没有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奥巴马在任时，为了推动医改可以说使尽了洪荒之力，结果也只是推动了半场改革——什么意思？就是推动了政府在医疗保障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并没有改变美国医保主要靠市场的基本格局。为什么？还是因为美国根深蒂固的“反国家主义”传统。在美国很多保守主义者看来，让政府负责医保，是一只特洛伊木马，表面上政府买单，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国家医保可能带来低效率，可能影响医疗创新，也可能制造大政府。所以，在美国，反对政府接管医保的不仅仅是一小撮共和党政客，而是有相当的草根基础。2010年左右“新茶党运动”兴起的时候，我和学生说，这正是美国最独特的地方，它可能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很多底层民众动员起来、反对政府给自己增加福利的国家。

所以，美国的“反国家主义”传统，哪怕在西方世界，其程度也是非常独特的。去年的新冠疫情，很多人对美国的疫情防控能力之低下感到震惊。固然，特朗普政府的无能和反智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其实，放在美国的“反国家主义”传统下，这一点或许又不是那么难以理解。毕竟，美国这个国家的优势从来不是国家能力，而是个体创造性和社会活力，是乔布斯和马斯克，是爱迪生和迈克尔·杰克逊。碰到需要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除非是极大的危机来临，它往往团结不起来，经常是特别迟缓和笨拙，不同层级和部门之间打来打去、互相拆台。可以说，美国这个国家，由于对国家权力的极度警觉，导致了一种“制度化的混乱”。

立宪时刻：反国家主义的源头

这种反国家的政治传统从何而来？从美国的立国精神而来。1776年北美为什么会爆发独立战争？因为北美民众痛恨那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试图中央集权的英国政府，所以在立国的过程中，他们处处把独立战争前的英国作为假想敌来对待，无数制度设计都是为了防止另一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出现。

事实上，独立战争后，北美的民众一开始就没打算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我们知道，独立战争前，北美不是1个殖民地，而是13个，这13个殖民地的关系，几乎相当于13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赶跑英国之后，大家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军队也解散了，华盛顿本人都回家种地去了。因此，最开始北美成立的并不是联邦，而是邦联，也就是13个独立的国家组成一个联合体，连中央政府都没有，只有一个议员都经常不来上班的国会，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联合国。

但是后来，一批被称为“联邦党人”的政治家，比如汉密尔顿、麦迪逊，他们实在不甘心，他们觉得，如此天时地利、风云际会，为什么不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国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而且，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独立战争打仗的钱都还没有还上呢，你们这些州往哪跑？

于是，他们召集了著名的费城会议，也就是美国的制宪会议，推动松散的“邦联”结合成更加紧密的“联邦”。当时很多赶到费城开会的州代表，是到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会议不仅仅是为了修补一下邦联，而是要立宪、要建立更强大的联邦政府，所以有些人当场愤而退会。55个人到会，最后只有39个人签署费城宪法，那16个人，就这样白白错过了成为“开国之父”的机会。

费城的制宪过程，充满了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斗争。为什么斗争？简言之，联邦党人主张强化联邦政府，反联邦党人认为权力应该更多地交给各州和民众。所以，这是一场国家建构的路线斗争。

大家想想，在中文里，“联邦”这个词包含着什么样的心理暗示？分散、离心，对不对？如果有人说，要把中国联邦化，大家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很多人可能会拍案而起——你想干什么？分裂祖国吗？因为我们中国的政治传统是大一统，而联邦就意味着分散。但是，在1787年的美国，“联邦”这个词的含义刚好相反，它意味着“集中”，意味着“凝聚”，为什么？因为独立之前的美国传统完全是自治，所以，联邦就意味着分散的13个州结合到一起。所以，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含义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就国家建构而言，我们不可碰触的下限，却是他们难以企及的上限。理解“联邦”这个词在美国的语境中意味着“集中”，而且是非常可疑的“集中”，那么你就找到了理解美国政治的入口。

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费城打得不可开交，最后谁赢了？表面上看，是联邦党人赢了，因为美国毕竟从“邦联”变成了“联邦”，建立了联邦政府，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但是，这场战斗，实际上只能说双方各有胜负，因为联邦党人的每一个得分，都有反联邦党人的得分与之对应，所有可能着火的地方，他们都给配上了一个灭火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