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说

第四章 江头风怒（第2页）

随行皇帝赵顼检阅武库的，有尚书右仆射吕惠卿、枢密使文彦博、副使王韶、兵部尚书吴充、卫尉寺卿章惇、军器监苏颂，宦官李宪、张若水、李向安，还有特旨随行的户部尚书司马光、太府寺卿石越与吏部侍郎韩维、兵部侍郎郭逵、以及兵科给事中郭申锡等人。狄詠全副戎装，率领着御龙直左班的五百名侍卫，紧张的戒备着。没有人想到赵顼会突然要率领大臣们巡视武库，也难怪众人如临大敌一般。

“朕自束发，即知为人君者要使臣民安居乐业，马放南山，铸兵为犁，方为太平盛世。然我大宋自建国起，实无一日之太平。灵武未复，燕云沦陷，旦夕有变，虏骑数日之间便达汴京城外。国家社稷，实有累卵之危。朕前日读报，闻泰西之地，有古巴比伦国，曾有所谓‘空中花园’者，我大宋之太平，便如此物，实是空中楼阁。兵法有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今日之势，则是敌虏为不可胜，以待我之可胜。祖宗所以勤修武备，养兵百万者，非不知其劳民伤财，不得不然耳。故朕一即位，即讲求富国强兵之术，其意无他，欲致太平尔。卿等观武库甲兵，谓之‘凶器’，朕却以之为太平之器。”

“陛下。”司马光早听得不太顺耳，待皇帝说完，便即反驳道：“臣以为欲为不可胜，在德不在险。”

“臣却以为天时地利人和，德者人和，险者地利，二者不偏废。”吕惠卿对司马光的论点嗤之以鼻。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曰，在德不在险。若天子勤修德政，孰敢轻犯？”

“非也，形胜之地，兵家所必争。若谓在德不在险，此宋襄公所以败国亡身也。司马公精于史实，岂不知耶？历代王者，无不据有形胜之地。以本朝而论，仁宗皇帝便是仁君，而元昊扰边，关中震撼，百姓劳苦转运，死者万计，及至今日养兵百万，劳累百姓者，皆非我大宋无德所致，而是我大宋无险所致。故陛下所言实为至理。一劳永逸之策，还在收复故地。北控燕云，西据灵武，进取西域，此万世太平之基。纵边疆小警，亦不至动摇我中原根本。”

司马光冷笑道：“吕相公不知道历代亡国，多非由外族，而是由德政不修，导致百姓叛乱么？”

“是么？司马公不妨听听石子明如何说。”吕惠卿望了石越一眼，不动声色的说道。

石越知道二人争论，并非仅仅因为过往不和。宋朝百姓评论吕惠卿与司马光的关系时常笑言：“一个福建子，一个陕西人，如何厮合得来？”二人的确是生性不能相投。但是此时争论，其根源却依然是为了部分兵器民营化。司马光虽然不反对解除持兵禁令，但是对于兵器民营化，却认为是走得太远了，反对的态度异常坚决。但是不知为何，吕惠卿对于部分兵器生产民营化，却一直表示了坚定的支持态度。若按司马光的观点，则国家败亡的主要威胁来自国内，固然一方面要敦促皇帝修德政，另一方面却也不可避免的要防范百姓；而吕惠卿的观点，则是直指主要威胁来自异族，那自然要进一步的武装百姓，方为上策。石越本来乐于见到吕惠卿出头争辩，不料几句话下来，吕惠卿却将球踢到了他的脚下。

石越连忙笑道：“臣的确曾向皇上言道：历代亡国之原因，非止是人君德政不修，亦是因为豪强数百年兼并土地，使得百姓贫者无立锥之地。若再加官府失德，则民不聊生，这才盗贼蜂起，致有亡国之祸。若使百姓有一线生机，断不至于反抗朝廷。本朝若要脱离治乱循环之道，须从根本处下手，朝廷要时刻给百姓找一条活路。本朝向来是不抑兼并，本也无可非议，实是兼并原本也抑制不了，但也不能无所作为，毕竟还要鼓励、帮助百姓开垦新田，亦应当鼓励工商业，让工商业能尽可能多的吸纳贫民，天下少一个饥民，便是少了一个叛贼。这才是治本之道。必要之时，还要组织无业之民开疆拓土，就地扎根，以缓解兼并之害。”

“治乱循环，实是气数。历朝概莫能免。何况鼓励工商，则务农者少，务农者少，则粮食不得增加，粮食不得增加，则百姓必然饥馁，石子明所言，前后矛盾，本末倒置。况且百姓重视乡土，不乐迁移，强行征发，必致大乱。”文彦博听得极不舒服，不由亢声反驳道。

“文相公所言差矣。凡太平日久，则人口必然增加，此势所必然。若初有人口一万，历二十年，则可至二万，再历二十年，则可以至四万，如此递增，百年太平，人口滋长，必然构成压力。何也？因垦田数之增加，无法比上人口数之增加。而且兼并一事又难以杜绝，便有更多的人来分更少的土地。土地所增有限，多数又归于兼并之家，贫者所占土地愈少；而人口增长却无穷尽，是百姓终有无法生存之一日。故每逢末世，百姓生子杀子，生女杀女，大伤天和，虽如此亦不得苟全。历朝历代，治乱循环，实由此来。所谓盛极而衰，亦是由此。历代最盛之时，亦是在籍人口最多之时，人口一旦再加增长，则土地便显不足，于是百姓谋生不暇，一切动荡，皆由此引发，国家亦不能不转衰。故要想长治久安，朝廷一定要为百姓谋生路。百姓不乐迁移，亦不必强行征发，可以鼓励之，诱使之，人情驱利避害，若迁移之利大于不迁，则未闻有不乐迁者。至于以为重工商而伤国本，此商鞅之鄙见，非圣人之义。商人使物资流通，使农夫能以物换物，能让最好的农具、种子传遍天下，非徒然害农而已。何况朝廷还可征收商税，此处多得一文税，农夫则可少缴一文税。工商与农业，并非是一端繁荣必使一端受害，而是可彼此皆受益于对方者。是圣人方以士农工商并列，未尝偏废。臣在杭州时，鼓励商业，未闻杭州粮食减产，农夫之家，亦只从中获利。臣以为，商鞅那点见识，实不足法。”

“巧言令色。”文彦博拂袖怒道：“陛下不可轻信此言，历朝未闻有不重农而国富强者，农为国本，不可动摇。治国之道，务在安静。”

石越笑道：“臣未曾言要国家不重农，臣亦以为农为国本，国家不可不可重农。臣所言者乃重农之术。盖历朝偏见，以为重工商必然伤农，而臣以为未必然，兼重工商，有利于农。历朝皆以为固邦之术，在于抑兼并，而兼并却无法抑制，臣以为本朝既然祖宗以来，未尝抑兼并，则不妨另辟新径，解决之道，便在发展工商，鼓励移民垦田。朝廷治民之道，不当是为防范百姓，而当是依靠百姓，帮助百姓。朝廷若视百姓为亲友，则百姓必为朝廷之亲友；朝廷若视百姓为仇敌，则百姓必为朝廷之仇敌。视百姓为亲友，则朝廷有亿万之亲友之助，何愁社稷不稳固，何忧天下不太平？若视百姓为仇敌，则朝廷有亿万之仇敌，无论怎样防范，总是防不胜防！”

石越一番话说得赵顼频频点头，连司马光亦觉得颇有道理。文彦博虽然心中不忿，却又辩他不过，只得愤愤道：“强辞夺理！”

“臣却以为石越言之有理。臣请陛下早下决心，废持兵之禁，将军衣等十余种军资向民间商人招标，以节省朝廷开支。同时向商人出售许可令，允许民间生产诸葛弩、刀、剑等十三种兵器。至于武库兵器，亦当清点，凡老旧陈腐者，可拍卖给商人出售，或者干脆卖给辽人。臣以为，武库的兵甲，一定要是最好的。”吕惠卿满口新词，他的积极态度，更让石越大惑不解。

“陛下，将军衣等物资承包给民间，只恐缓急难用。平素固然可以省下十几万贯的开支，且能让一些百姓多赚一点钱，但是万一开战，只怕误了大事。”文彦博对于这些改革，实在很不乐意，若非军器监隶于尚书省，他早就要断然否决。

“臣却以为文公过虑了。”石越笑道：“商人若有数倍之利，虽死亦不足使之惧。一旦开战，需求增多，只要朝廷许诺给钱，焉有不尽心尽力之理。何况朝廷亦当立法，与其签订契约之时，就当规定国家若有战事之时，一切与军队有关之作坊，都需按要求开工。而纵是平时，卫尉寺与军器监都要派人进驻作坊，加以监督。凡产品交验，必须手续清晰，责任至人。若三衙属下军队发现有问题，即可请求追究军器监之责任，而军器监与卫尉寺即要追究当事人之责任。若某作坊生产之物不合格超过一定之比例，则不仅可以要求退货，而且要追加处罚，禁止其以后参预投标，如此数部门不相统辖，互相监督，臣以为朝廷无官官相卫、欺上瞒下之忧，而民间所造军资，质量必胜于官营。何况这些军资，都是辅助性质，无非军衣鞋帽营帐之类而已，民间可以胜任的作坊数不胜数，朝廷可以分成份额，允许多家作坊投标，互相之间，各有竞争，优者存，劣者汰，一岁一投，则是流水不腐之道。”

其实当时军队干粮的等物，早便是由民间制作，官府购买。亦算是行之有效了。司马光听石越说得在理，虽然不表支持，却也退到一边，默然不语，不再反对。文彦博却吹着胡子，傲然道：“臣不信民营之物，胜于官家所制。”

“文相公不曾读过《盐铁论》？官物粗糙，汉时已然。”石越笑道反驳道。吕惠卿却游目四顾，忽然上前欠身说道：“陛下，臣大胆，想做个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