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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余论（第10页）

我不仅一无所长，还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关于大一，很多记忆都已失去，唯独记得我一点也听不懂徐珂老师在“社会学导论”课上的旁征博引。

而这门课名声在外、好评如潮的事实，更让我确认了自己的差劲。

三年的大学时光里，我所做的所有努力，无非是从各个方面试图赶上我想象当中的“同学”。

然而到了大四，终于有机会被选送出境交流的我，才蓦然发现自己马上就要面临毕业出路的抉择。

站在香港中文大学依山傍水的校园里，看着自己拉拉杂杂的简历，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事实：我好像无路可走了。

我考虑过打工度假，也考虑过冒险求职，最后是在周怡老师的邮件鼓励下，决定试试学术研究的路。

我申请了延毕一年，为自己浅薄的学术积累夯实基础。

在这一年中，我停止了乱打乱撞，开始沉下心来思考研究的事。

从我的所学和所见中，我逐渐意识到，我在大学所经历的这一切周折和迷茫，并非奇异的个例，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源于我的社会出身和局限的见识。

那么，社会出身的影响究竟是如何延续到大学阶段的？我一直以来相信的奋斗精神难道只是泡影？我于是一头扎进了以布迪厄为代表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开始探究家庭背景对大学生的影响。

这一年也意外地迎来了幸运的光顾：徐珂老师知道我对研究教育感兴趣，便在这个暑假把我推荐给时任复旦高教所所长的熊老师做研究助理，由此结下了与熊老师的师生缘。

在硕士一年级期间，我不断回望自己的大学经历，反思自己投身学术的动机，还是感到迷茫和困惑。

我忽然想到：不如索性以这种出路的迷茫为题，去研究一番其他同学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那时寒门学子的话题还不像现在这样时兴，但我想至少能对自己的困惑带来启发。

在熊老师慷慨的资助下，我完成了在南方大学和北方大学的38个访谈。

这是我第一次主导一个质性研究，我的假设在起初也很清楚：不同家庭背景的同学可能对出路选择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

然而，在进行访谈的一年多里，我深切经历了质性研究者不得不承受的巨大的模糊感和不确定性。

最困难的阶段当属2015年1月，在北方大学做访谈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