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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余论（第12页）

家庭背景与选择偏好之间的联系看样子很难建立，而有一些人根本没有意识去主动作选择，却是最鲜明的区别。

又一轮理论抽象过程艰难启程了。

奇妙的是，在旁听一位同学的预答辩时，“自我主导”(self-authority)四个字悄然跃入脑海，正是我正苦苦描述却不能形容的意思！虽然这是一个着眼点极为微观的心理学理论，与我想说的仍然不同。

但我却已经受到启发，想到去对“目标掌控”与“直觉依赖”两种实践模式进行类型化，再回头看访谈资料，发现简直每个个案都是对这一类型化再贴切不过的注解，理论构建的基石由是始成。

于是将原先的思路推倒重来，信马由缰10日余，硕士论文初稿终于完成了，正是本书第二、三、四章的主体内容。

这篇论文获得了论文答辩主席唐安国老师的表扬，我也颇为得意。

但当熊老师认真建议我出版成书时，我又生出了不少惶恐与担忧。

主要的顾虑在于，这篇论文批判多于建设，而且受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强烈影响，论文大体上还是讲了一个再生产的故事。

我开始担心，这样的一本书能给那些最有需要的读者什么真正有帮助的东西，也决定再多做一番仔细的反思和必要的修正。

那时我正在香港大学开始博士阶段的学习，导师白杰瑞教授和张丽芳教授颇为宽容，没有干涉我这些看起来“不务正业”的投入。

2017年和2018年暑假，借着牛新春老师邀请的契机，我又在南方大学开展了两轮针对农村学生和贫困专项学生的访谈。

在这轮访谈中，我接触到了更多具有典型性的“直觉依赖者”，激发了更强烈的共情。

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一位大四学妹噙着泪水的倾诉：“我从小的时候，我奶奶就一直跟我说，你以后要好好念书，要有出息。

但是当我真的上了好大学了，对我这样一个入学前连电脑都不会玩的人，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有出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出息。

”我蓦然意识到，她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宣判，而是静水流深的支持。

我暗下决心，这本书要为和我一样经历过文化障碍的学子而写，不能只瓦解热望而不传递勇气。

我开始学着扭转眼光，从关注他们的失败，转向寻思他们的成功与满意。

这样想来，“直觉依赖模式”与“目标掌控模式”的区分就过于简单化了。

“直觉依赖者”中也有对自己的出路比较满意的，比如选调生、读研读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