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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方向（第6页）

选择与被选择由此观之，名校大学生建构工作意义的“文化工具箱”是由多种竞争性的文化图式构成的，这些观念图式来源各异，对工作意义的定义千差万别，使大学生仿佛置身于一个多重意义框架的角力场。

曾担任过北方大学本科生辅导员工作的浩凡告诉我：“我们管学生工作的老师经常说，‘年轻人的思想就是一片空地，你（学校教育）不进入的话，其他东西会进入’。

”（浩凡，北方大学社科，河南籍，父母务农务工）这句话道破了不同图式及其背后的话语权力之间的多重性和竞争性。

虽然绝大多数被访者对上述三种（甚至更多的）图式都相当熟悉，但正如斯威德勒所言：“人们所知道的文化比他们所使用的要多”p.277，大学生也会在适当的情形下调用自身工具箱中的元素去建构行动路线和自身的现实，以尽量维持自身行动的连贯性和意义感。

在一个市场规则主导的大学生就业制度体系下，个人需要独立面对多种选择：求职，读研，出国，创业，每一条路上又需要进行许多选择，终究要凭借某种价值评估依据作为准绳，否则难免陷入纠结和混乱。

正如梓桐所言：“你总得找个东西来做你的价值支撑，不然你的行动就会无意义，前一个行动、后一个行动连不成一条线，你说服不了自己，那样的人会过得很惶恐。

”那么，在择业过程中，大学生们究竟是如何运用自己文化工具箱里的图式资源的？根据被访者的叙述，大学生择业行动中的图式运用大体上分为两种情形：“方向导引”和“结果合理化”。

“方向导引”是指大学生经过四年的学习生活经历，在毕业之际已经形成对某些图式的鲜明认同和内化，因而在择业时自然知道该激活哪些图式，此时学生的决策方向往往力图保持与该图式的指向相一致；“结果合理化”是指大学生在毕业之时工具箱中的各类图式均保持在较低的内化水平，因而在择业关头未能主动调用任何图式来驱动选择，其出路结果通常是服从外部制度安排（如推免或征兵）或偶然性因素的结果，此时学生可能调用与该结果相符的某图式来合理化自己的择业结果。

根据访谈对受访者意义世界达成的整体性理解，我对每位被访者援引和认同各个图式的程度进行1—5范围内的赋分，从而在由上述三种图式组成的“意义地图”上标记出所有被访者的位置。

根据受访者调用每个观念图式的程度得分，图3标识出所有受访者在该意义角力场上的大致位置。

每个以B或S开头的个案编号代表一个受访者（B代表来自北方大学，S代表来自南方大学），其距离图中每个图式圈圆心的长度越短，表明对该图式激活程度越高。

图3 每位被访者在三种观念图式之间所处位置图示在“方向导引”情形下，被激活的文化图式会直接左右择业决策，其决策结果往往与该图式有意义上的高度关联。

由图2可知，在考虑工作意义问题时，单独援引一种观念图式的情况较为少见。

例如，杏芳(S41)、美华(S42)和飞帆(S27)就几乎只调用了地位保障/家庭责任图式。

因为没有其他图式的干扰，他们在择业中少有纠结，直截了当地选择自己看来最能够让自己出人头地或照顾家庭的选项。

杏芳选择先推免直研，研究生毕业后再去薪水丰厚的外资企业工作，以尽快减轻父母养育妹妹的经济负担；美华和飞帆则选择了回家乡当公务员，理由是离家近、能更好地顾及亲情。

三人以履行家庭责任为第一要务，各自选择了能达成此用意的毕业出路。

不过，在图3中，大多数受访者处于靠近主轴A、B、C的某个位置，这说明多数被访者同时激活了该主轴两端的两个图式，并对第三种图式保持着有意无意的疏离。

这意味着他们将面对主轴两端的图式之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