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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方向（第20页）

表示一个姿态，我的学生来到你这个地方，我都一直关注着，你不关注我关注，我也是个部级单位”。

从结果来看，依托于学校和体制内强有力的资源庇护，“价值归顺者”们的出路虽然可能从薪酬上不及“自主驱动者”和“机会主义者”，但从声望、地位和权力来说同样相当理想。

“我们北方大学一直倡导的就是去重点行业重点领域，为国家做事，追求的有一个口号叫作‘入主流上大舞台’。

比如说那种60万年薪的外企，北方大学是绝不会在官方场合宣传的，他们根本就不是学校鼓励和支持的。

……我现在选了省委组织部，虽然工资确实低，但不管从事什么岗位，你始终是在为国家做事对吧？那种私企和外企，你干了一辈子之后，你感觉你除了为这个大老板赚钱之外，好像并没有做出什么特别值得称道的事，但是我去的政府，他是在基层在为国家做事，而不是在为某一个人做事，感觉这个更有意义。

而且这个位置它的社会地位还是挺高的。

”（高程，北方大学社科，东部城市学生，第一代大学生，父亲为工厂经营者）“‘爱国奉献追求卓越’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把集体主义的奉献精神和你的自我价值统一起来的，你并不是觉得它们两个是对立的关系。

我觉得北方大学的人就是要追求卓越，而且并不是我奉献了就没有我自己了，你会觉得它是你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

当你有一天做了爱国奉献之类的这类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就会有一种欣喜感，或者一种自我满足感。

……虽然那些企业的offer能给我几十万年薪，但我觉得去航天研发部门平台更大。

我做到了我应该去做的，然后我从来不会说什么，就像我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

”（浩凡，北方大学工科，中部农村学生，父母务农）至此，四类出路获得机制的主要特征已经清晰可见了。

上述个案鲜明地向我们呈现出，同在名校，不同学生的生涯成功之路是如何被他们自己铺就或堵上的。

在每个人的故事里，阶层的限制与个体的能动性、理性计算与价值理想相互交织，共同组成了一个看似纷繁复杂难以解释的现实图景。

不过，文化社会学中关于文化和行动关系的理论为我们赋予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当我们仔细思忖上述四分类，会发现关于价值信念与行动之关联的两种理论路径——价值观驱动范式和文化“工具箱”范式，其实有论无争，甚至互相补充：价值观驱动范式的解释重点在于人的行动目的是如何确立的，而“工具箱”范式强调了人如何像使用工具那样使用文化去达到预先确立的目的。

在学校-工作转换的具体语境下，学生能在生涯选择上享有多大程度的自由，取决于两个要素：(1)内化的价值观念是否驱动了自洽的、明晰的目标；(2)学生作为理性行动者使用文化工具达成目标的能力，而如上文所述，使用文化工具来达成目标的能力与阶层有着系统性的联系。

表6 四种类型的毕业出路获得机制如表6所示，因为优势家庭背景提供了足够的信息、策略和探索自我的机会，“自主驱动者”在为自己树立目标和实现目标方面都享有优势，在有目标、有策略的情况下，他们容易获得自己的目标职业；家境相仿的“机会主义者”与此类似，只不过出于某种生活经历或环境原因他们未能树立起有意义的价值目标，但至少他们知道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取得令人歆羡的高级职业；而家庭背景优势不足的学生则很容易因缺乏信息、道听途说和相互冲突的信念而迷失职业目标，导致在毕业关头成为处境被动的“迷失无从者”；不过，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对学校、政府等正式组织的活动参与频繁，并以该组织的意识形态为自身的理想信念，他们就可能跳脱出“直觉依赖模式”的困境，怀抱着主流理想信念在组织的庇护下获得职业机会。

如果以薪酬来测量他们的出路高低，其大致次序可能是“自主驱动者”/“机会主义者”最高，“迷失无从者”最低；如果将权力和声望也纳入测量，那么“价值归顺者”也被视为获得了相当精英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