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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方向（第17页）

就这样，在学校的引导、世俗的追求、自己微弱的理想等若干选项的纠结之间，在残酷的竞争结果面前，“迷失无从者”总是最容易陷入一种被选择的局面。

迷茫的目标和匮乏的信息与策略共同导致了一种“生涯目标失焦、简历一盘散沙”的状态。

在左顾右盼、举棋不定之间，四年光阴匆匆逝去，使得“迷失无从者”极易错失为毕业出路做准备的窗口期，其名校文凭对职业地位的兑换能力也不免随之缩水。

跟从主流：“价值归顺者”的逆转之机上文提到，因为劣势阶层的学生“工具箱”通常小而零碎，内化的观念并不整合，因而比起“目标掌控者”而言更容易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即学校主流价值教育、风行的同辈文化）的影响。

然而家庭、市场和学校各自生产着不同的话语和意义指向，导致外部意识形态的环境又相当嘈杂，学生在其中如同置身一个意义角力场，容易迷失无从。

不过，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价值归顺者”因为接受了学校里的主流文化宣导，而树立起了被学校和校友所支持的生涯目标，由此免于生涯困境。

正如前两章所示，习性的错置和文化资本的短缺的确构成了阻碍低阶层学生成功的文化障碍。

但尽管如此，也不应该认为中国精英大学与寒门学子的文化全然不匹配。

从他们的叙述来看，他们用以理解自身现实和组织行动策略的“文化工具箱”不仅仅带着阶层生活经历的烙印，也受到政府领导下的学校教育的深刻影响。

事实上，布迪厄也认为学校教育对国民的感知、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形成影响深远：正是学校教育系统将社会的主流思想观念传递给个体（包括无意识层面），因而有相似教育背景的人们更容易共享某些特定的常识和观念——他称为“学校化的习性”(“a cultured habitus”)p.344。

作为经过高度选择的高考制度的“获胜者”，与Paul Willis笔下那些过早背叛学校的底层青少年不同，本研究中来自劣势家庭背景的被访者们表现出了对学校教育系统及其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

无一例外地，所有被访者都对“教育可以改变命运”坚信不疑，并且对自己能有机会在大学学习充满感激和自豪之情。

因为入学之后普遍抽离出家庭、稳定地居住在大学校园里，他们便更有机会去内化校园里盛行的观念图式。

其中最鲜明者，是学校和老师在正式教育中提供的“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

对“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的接受为“价值归顺者”带来了一种获得学术职业和政府体制接纳的可能性。

自80年代初以来，过去以“统”和“包”为主的计划分配体制被“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市场竞争机制所代替，使得大学毕业生的处境与市场主导的西方国家具有了更多相似性。

尽管如此，对于市场转型阶段中国精英的形成，学界达成了以下基本共识：在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中，国家主导和原有体制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主导再分配权力的政府体制并未被削弱，而与市场体制并立或融通。

万闻华和方长春甚至认为，政治权力和市场共同作用于精英形成，政府体制其实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市场从属于政府体制，原因在于市场框架是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的。

也就是说，即便市场机制已经在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中占主要份额，政府机关以及包含学术科研组织在内的事业单位仍是一条上升为社会精英的关键通道，这也印证于社会上对公务员、事业编制的追捧。

而大学本身作为一种政府管理下的事业单位，与体制资源有诸多衔接之处，这就为一种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赞助性流动”创造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