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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视角（第4页）

研究者想要理解高等教育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机理，就不可忽视大学生在大学校园里的社交活动以及他们适应校园主导文化的过程。

新的同学友谊和社团参与意味着不同群体的聚合，而这些群体可能是层化和相互区隔的，也很可能对他们未来的生涯选择产生影响。

来自文化社会学的洞见——价值信念的作用要获得满意的出路，尽早设立目标、并理性地组织准备策略殊为关键。

这已经获得了不少理论和经验研究所证实。

目标(goals)，即一种认知层面对于我们想要取得或完成之对象的表象建构，既为行动指引了方向，又为行动提供了动力来源。

特别对于大学生而言，对自己所要取得的成就树立目标反映出他们下一步希望作出努力或展现出色的方向，也将影响到他们在组织具体行动时的心态和策略。

选择树立合宜的目标并能够有效地自我管理、并恰当地组织行动策略实现这一目标，被认为是一种可后天习得的重要智能或非认知能力。

问题是，大学生的生涯目标究竟是从何而来，又如何影响了毕业出路的选择？在社会学家眼中，目标并非一种独立于外在环境的、个体的自由选择。

Roberts提出决策并不是由个体决定的，而是由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所面临的“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决定的，而机会结构是由工业组织、政策和社会阶层等因素共同塑造的。

在使用理性选择视角理解学生的目标和选择行为时，社会学家将人们不同的选择看作是不同人在理性地衡量自身能力、成本和收益之后的差异化结果。

由此而来的一个共识是，学生的阶层背景对他们对风险和收益的衡量产生着重要影响。

其中最有影响力者为Breen和Goldthorpe 提 出 的 理 性 行 动 理 论 (rational actiontheory,RAT)，透过对升学决策的理性计算框架，揭示了家庭背景在教育选择中显示出的次属效应(second effects)。

然而，如何既避免将理性目标的树立理解为原子化个人的自由选择，又避免落入结构决定论的窠臼呢？Hodkinson和Sparkes结合布迪厄“习性”(habitus)与“场域”(field)理论的启发，提出了个体目标选择的修正模型，即(a)承认理性选择是一种实用主义式的个体选择，但这种选择深受决策者的习性影响；(b)场域中不平等的资源分配会影响决策者与场域中其他人的互动；(c)决策受到人生历程中一些难以预料的转折点和路径的影响。

他们对大学生职业选择的研究发现，学生的决策基于他们自身已经了解的信息，而这些信息自然是有偏颇的，因而决策与学生的家庭背景、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密不可分。

在文化社会学家看来，生涯选择者不尽然是理性选择框架下所假设的“工具人”。

即使多数人通过理性计算追求世俗成功，仍有人不遵循这样的工具性效用计算模式，而在选择中遵循其他的价值观或无意识，并且这种“特殊情况”在人群中可能并非随机分布的。

无论如何，工具理性之下的效用计算模式远不能概括生涯选择的全部合理性。

韦伯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分已经清楚地表明，他认为很有必要引入一种基于非工具性的效用计算模 式 的 行 动 理 性 。

理 性 选 择 理 论 家 雷 蒙 · 布 东 (RaymondBoudon)在晚年的著作中提出，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硬伤在于将人类行为禁锢在了工具性行动上。

思想、信念、情感、价值、信仰，行为模式等，这些内在化的人类思想生活，和利益一样对于理解人类行动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