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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捡漏（第3页）

据亲自陪同我熟悉博物馆情况的馆长介绍说：这六枚青铜编钟中，最大的一枚通高36.5厘米，最小的通高17厘米。当时国内著名的乐器专家曾经对该组编钟进行排比和初步测音，完美敲打出宫、角、变徵、徵、羽、变宫六音，不过遗憾的是缺了一枚商音。经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碗窑乡实地勘察，推断出这套编钟出土于一座贵族的墓葬。

从外观看，这六枚编钟钟体为合瓦形，(就是江浙地区的瓦片形)上窄下宽，甬作上小下大的柱状，钲部两边饰圆枚共36个，正面其钲、篆、鼓三部分及舞面饰勾连云雷纹。甬和舞部有明显的铸痕，应该是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双面合模技术合铸而成。

据省内文物专家说，这六枚青铜编钟文化价值很高，编钟历经3000多个春秋的洗礼，如今尚仍保留如此清脆乐耳的音调，实属来之不易。乐器专家对它赞不绝口，对古代人民的智慧惊叹，因为每一枚青铜编钟钲部上饰的36枚乳钉都经过严格的计算，乳钉的数量、长短、形状任何地方改动都将直接影响编钟音调的准确度，还有钟体大小、钟壁厚薄的确定，铜、锡、铝合金的比重，因此说铸造这组编钟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通常为皇室所有，它用当时名贵的金属青铜铸成，它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由宫廷乐师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就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乐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编钟的发声原理大体是，钟体小，音调就高，音量也小；钟体大，音调就低，音量也大，所以铸造时的尺寸和形状对编钟有重要的影响。

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发现，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中国就有了编钟，不过那时的编钟多为三枚一套，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每套编钟的个数也不断增加，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编钟数目就逐渐增多了，有9枚一组的和13枚一组的，等等。江山出土的这六枚青铜编钟根据形制、纹饰等分析认为：该组编钟应该是七枚一组，属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的产物。

我在大学里四年不是白混的，浙大的考古学科是历史系的二级分属，教我历史系的教授对考古文物方面的门道没少向我们灌输。根据我初步观察，这青铜编钟明显带有周朝时期的痕迹，顶多它算是后周、春秋初的产物，那么问题来了，作为古代礼乐权力象征，这种七枚一组的编钟，只有皇家帝王才能拥有，王候一级的绝对不会超过上限，否则就会视为谋反。难道两千多年以前本地就有一个古国存在？可翻遍了历史文献，从没发现有记载，也没有听说江山市境内发现大规模的古代宫殿遗址，那么真相只有一个，这套编钟是外来的！三千多年以前，中华大地上诸侯国多如牛毛，但能铸造如此工艺复杂的编钟却屈指可数。

我很快对这套编钟产生了兴趣，其中一枚到底去哪里了？它是怎么来到江山市的？但一时没有头绪，索性把它放在一边不去想它了。

我很快烦腻了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特别是参加了年底的一次同学会以后，昔日的初中同学甚至小学同学开着小车赴会，席间不是这个总就是那个经理，唯独我混的很差，勉强喝下一杯酒以后借口有事就先溜了，那晚，我整整抽了一包烟，第二天在同事和领导愕然的目光中我提交了辞呈。

一向对我苛刻有加的父亲这次并没有训斥我，相反却支持我的决定，怀揣着父亲给的两万块钱，我干起了收购古董的买卖，上至京城有名的潘家园文玩市场，下至广深粤，天南地北的跑。

干这行靠的是眼力，也是人脉，像我这样的一个新入门的菜鸟始终不得其门，所以只能一直在街头摆摊为生，一张红布，摆上几个明清孔方兄，仿制的唐三彩，和从农村收罗来的稀奇古怪的老物件就撑起了门面。至于生计只能说是混日子而已，但我相信古董界那句话：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因此我每当被城管撵的鸡飞狗跳的时候，就会恨恨的朝地上吐了一口：“我呸！什么玩意儿！”

人不可能一辈子走霉运，很快我的运气就来了，在南京夫子庙文玩一条街，我撑开门面不久，一个老实巴交的乡下打扮的汉子在我面前站住，盯着我那块高价购价收购古董的牌子看了半天，终于小心翼翼的拿出一个红布包，试探的问我：“老板，俺这里有老物件，你收不？”

见有生意上门，我示意他把红布包放下，等他抽手后，这才自己去打开——这是古董界收购的不成文规定，如果是瓷器之类的东西，两个人在接手的时候万一失手打在地上，这损失算谁的——我打开红布包，倒吸了一口冷气，面上却毫无神色：“敢问大哥你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问这句话我算是犯了大忌，这年头，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国内流行收藏热带来的后果是，许多人趁着月黑风高干着四处乱掘的勾当，只要是上了年头的墓冢，便成了这些人的香饽饽……我内心掀起了万丈狂澜，红布包里除了一枝唐代一步摇(头钗)外，还有一个与市博物馆里那套编钟相同形制的青铜编钟！而且，还是少了一枚商调的编钟，我知道一套完整编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