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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2页）

道德不过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去关注它。事实上，我们关注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事件。例如，绿色也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事件。你家草坪上的草和你圣诞节穿的毛衣上的羊毛反射出完全不同的光，只是人类的眼睛和大脑把这两种模式解释为“同样的颜色”。如果我们的眼睛和大脑演变得跟现在不一样，那么你家草坪的颜色或许就看起来跟救火车的颜色一样，而你的毛衣或许看起来会跟鸡蛋黄的颜色一样。然后，我们会分别给那些颜色命名，但它们的颜色都绝对不会是现在我们所称的绿色。

因此，时间，或者至少时间与空间之间的严格区别，也只不过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事件。物理学家理查德·范曼（Richard Feynman）曾经要求他的学生们一起想象出一种可以将“宽度”和“深度”感知得完全不同的生物。这种生物根本无法理解你和我都觉得显而易见的事情宽度和深度之间的区别根本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事实，只是观点上的差异。当这个话题扩展到时间和空间时，你我也跟这种生物没有本质区别。我们无法看穿的一个事实是：时间和空间之间的区别也只不过是观点上的差异而已（其实时间和空间可以通过极速运动而部分互换，就像宽度和深度可以通过在物体上行走、中途转弯而相互转换一样）。时间也是人类大脑的产物。

颜色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棕色的和紫色的染发剂之间的区别；时间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在聚餐时迟到；道德也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把你的邻居当成练习打靶的对象。

我这样说的真实用意是，道德真理是无法超越客观的人类经验而独立存在于某些抽象的境界中的。我们顶多能够从书架上翻出某些道德哲学理论，然后尝试着用它们来安抚自己。就我个人而言，我总会去寻找相当简单的、内部一致的事物，但它们最重要的特性必须符合我们最有力的道德本能认为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把幼儿的耳朵切下来的哲学理论就是歪理邪说。

善良与邪恶（2）

结果论哲学与道义论哲学

有意义的哲学理论是以两种粗略的方式表达的。结果论哲学按行为的结果来判断是非，道义论哲学按行为的正当性来判断是非。

如果这过于抽象的话，我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看起来憔悴不堪、心烦意乱的女人从你身边跑过并躲进了小巷里。两分钟后，一个看起来气得发狂的男人带着斧头向你问道：“她往哪里跑了？”撒谎是不是正确的？极端道义论哲学认为撒谎是错误的，这没什么好讨论的。而结果论哲学会允许你为撒谎而感到高兴，因为你这样做可以挽救一个女人的性命。

当然，并非每个道义论哲学家都认为撒谎肯定是错误的，但每个道义论哲学家（按照其定义）都会相信某些事情总是错误的。我的观点与道义论哲学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分歧，这是因为我想不到有什么事情总是错误的。我会很愉快地把幼儿的耳朵切下来，以便为他根治疟疾。

另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在大街上边走边拿着机关枪随意向四周扫射是不正确的行为。为什么说它不正确呢？道义论哲学家会认为这种行为绝对不正确，因为它属于在他人非自愿的情况下侵犯他人身体。你有时候会听到这一原则以口号的形式表达出来，例如，“做你自己的事情，但别在我背上！”

但是，把这当成行为指南是完全办不到的。从字面上看，它是一种完全不能发挥作用的方法。“别在我背上”的确切界限是什么？你在窗口放一盏100瓦的台灯，每秒它会向路过的陌生人的身体发射上亿个光子。你不仅仅作用在人家背上，还作用在了人家的其他器官上。

我们都赞同开台灯是可以接受的，连续谋杀则是不能容忍的。但我们如何在广大的灰色区域中清楚地划出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呢？①

可供替代道义论哲学的选择就是结果论哲学：撒谎可能是正确的，只要结果有益；撒谎也可能是错误的，只要结果有害。让光子射向其他人的身体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那些人不会因此受害；让子弹射向其他人的身体则通常是很不妥当的，因为结果很可怕。

关于两难困境的抉择

哲学家使用道德两难困境的通用范例来区分道义论哲学和结果论哲学。下面便是两个颇受公众关注的范例。

有轨电车问题版本一：一辆有轨电车在沿着轨道失控般地疾驰，它正逼近被疯狂的哲学家绑在轨道上的5个无辜的人。你可以切换轨道开关让这辆有轨电车变道驶入另外一条轨道。但很不幸的是，疯狂的哲学家也在那条轨道上绑了一个人。那么，切换轨道开关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可以被容许的（或在那种情况下在道德上是有义务这样做的）吗？

有轨电车问题版本二：一辆有轨电车在沿着轨道失控般地疾驰中，它正逼近被疯狂的哲学家绑在轨道上的5个无辜的人。你可以把一个无辜的人推倒在这辆有轨电车前牺牲掉以便让列车停下来。那么，把一个无辜的人推倒在这辆有轨电车前牺牲掉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可容忍的（或在那种情况下在道德上是有义务这样做的）吗？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