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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快。就是今晚，今晚半夜关闭边境----乌布利希真的要建起一堵墙。”最后一个句子几乎是挤出来的，君特不自在地活动了一下脖子，摆脱一双不存在的手。

“你是怎么听说的？”安德烈问，把帽子按到头上。三个人冲下楼梯，不再顾虑脚步声是否会引起注意。

“我妻子在读书俱乐部的密友，她丈夫是工人阶级战斗队[5]队员，三十分钟前被调去布置铁丝网。”

车停在路边。大灯和引擎都开着，伯恩斯坦太太和孩子们坐在后排，隔着车窗都能看出她面无血色。安德烈和君特把皮箱搬开，掀起行李厢的夹层，让莱纳钻进去，再把箱子放回原处。君特回到驾驶座，安德烈坐在旁边，摊开地图，放在大腿上。蓝色小汽车掉了个头，冲出被公寓包围的内院，开往最近的东西边界。

这是个周六夜晚，还在路上的就只有刚从酒吧里出来的年轻人和夜班工人。来往东西柏林的公共交通已经被切断了，零零星星的人围着地铁站口和巴士站牌，质问手足无措的司机和售票员，最后被戴着袖章的人驱散。

君特开得很快，刹车和转弯也很粗暴。安德烈时不时低声说话，告诉他在哪个路口拐弯。发现前方的路被铁丝网拦住的时候，两个人都发出咒骂。他们被迫一直往西南移动，怀抱着能找到一个缺口的希望。莱纳蜷缩在漆黑一片的行李厢里，用手掌护着头，一边仔细听车里模模糊糊传来的对话，试图猜出现在到哪里了。汽车颠簸了一下，他的后脑磕到某一块鼓起的铁制部件，然后又一下颠簸，汽车停了下来。

沉闷的磕碰声，两下，像是指节敲打玻璃窗。模糊的说话声，莱纳在比棺材还狭小的空间里挪动了一下，耳朵贴在铁板上。

“这条路封了，你得掉头回去。”一个陌生男人说，听起来年纪不大，某个临时抽调来的志愿者，也许。

“我没看见检查站。你们也不是军人。”君特的声音。

另一个声音插嘴了，意味着外面有不止一个“不是军人”的守卫，“是临时交通管制，行人和车辆都不准通行，回去吧，先生。”

“我在执行公务，这里……”后面的话听不清楚了，君特应该拿出了自己的工作证，递到窗外。接下来是好几分钟的安静，莱纳屏住呼吸，生怕外面的人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行李厢里闷热不堪，他的衣服已经湿透了。有什么东西咔嗒一响，汽车尾箱盖被打开了，莱纳能从隔板的缝隙里看见晃动的手电筒光线。压在上面的皮箱被打开了，君特下车抗议，说他们没有权力检查私人物品。

“您刚才说公务？您经常带着您的妻子和孩子执行公务吗？还有这个，”有什么东西叮当作响，可能是装在木盒里的珠宝，“为了‘公务’，您带的私人物品真不少，伯恩斯坦同志。我能看看斯塔西给您发的通行许可吗？”

莱纳不敢挪动，但是悄悄往旁边歪头，试着从隔板缝隙里窥视外面的情况，但除了皮箱箱底和手电筒光线之外，什么都看不见。君特应该没有立即拿出许可证，因为那个不客气的守卫又逼问了一次，要求他交出护照和通行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