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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窃听一条地下电缆，你首先需要做什么？弄清楚它究竟在哪里，当然了。我们从西德联邦邮政和旧书店搜刮到一部分通讯线缆分布图，但这不够，缺口很多。完整的图表，我们听说，在东边的邻居德意志邮政手里，而且看守不严，因为没人觉得那堆废纸算得上秘密，这就是汉斯的作用……曾经的作用。

你不喜欢“作用”这个词，我能看出来，我理解。你担心我也这样看待你，我确实是的，以后你也必须这样看待你手上的外勤。情报官永远夹在人情和战略之间，他们爱自己的线人，必须这样做，牧人必须爱自己的羊群，否则怎么能指望它们受你差遣？安德烈爱他的所有小羊，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他同时也在评估它们的功能和用途。今天的年轻一代用各种从商学院借来的复杂词汇描述这种行为，什么风险评估，成本控制。在五十年代，这就叫情报官的日常工作。

霍恩斯比的决定不能说不合理。所有从柏林招募的线人，刚开始都必须假设他们是克格勃送来的卧底。“检疫”的压力当然落在当地情报官肩上，与其说是靠经验，还不如说单纯靠运气。安德烈认为自己是幸运的那一批。而且，要阻止安德烈，只靠上级的一个电话是远远不够的。

他从一个公共电话亭给君特打了电话，直接打到家里，那位决心斩断关系的斯塔西暴跳如雷，但还是把安德烈想要的东西给了他，藏在废弃公寓楼的信箱里，附带一张不客气的纸条，警告安德烈，要是再试图联络，他就直接把军情六处整个柏林情报网举报给“赫尔曼先生”。一周之后安德烈按计划去见“麻雀”，带着从君特那里取来的复印件，比预定时间早了15分钟到达旅店。老太太仍然什么都没说，塞给他226号房间的钥匙。他独自一人坐在房间中央的椅子上，在九点零七分看了第一次手表。到九点半，他开始怀疑莱纳不会来了。差十五分钟到十点，汉斯的弟弟推开了226号房间的门。

“对不起。”

“没有什么好道歉的。”安德烈握了握他的手，对方的手指冰凉而僵硬，“恐怕我有关于你哥哥的坏消息。”

安德烈把复印件递过去。莱纳盯着那几张折起来的纸，半张开嘴，闭上，没有说话，样子就像那些早已猜出情况严重，但还是希望医生能给出不同答案的晚期病人。他的手指发着抖，把文件拿了过去，打开看了一眼，马上折起来，塞回安德烈手里，后退了几步，靠着墙喘气。

“你确定这是他吗？”

“我确定，我很遗憾。”

“是谁做的？”

“斯塔西，你可以看看印章，就在这。”

“为什么？汉斯只是个普通人，什么都没有做。”似乎突然醒悟到别的什么，男孩带着一种全新的疑虑打量安德烈，握紧了拳头，像是感到有必要自卫一样，“你为什么能拿到斯塔西的文件？”

“过来坐下。”安德烈站起来，把莱纳带到椅子上，单膝跪在他面前，抬头看着男孩的脸，“对不起，我一开始没有对你说实话。我不是联邦邮政的雇员，我在奥林匹克体育馆工作，你知道里面是什么人，对吗？”

男孩吸了一口气，声音微弱，“英国人。”